落影小说

前面说过了，电报讲究的是惜墨如金，无论是写成文言还是白话，所有人都挖空心思想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

可是凡事总有例外，有一种电报，非但不考虑节约字数，反而要求极尽铺排之能事，废话涛涛，洋洋千言乃至万言。这种电报，叫做“通电”。

熟悉民国的人都知道，“通电”在民国史上出现得极为频繁，深深地渗透到那一段历史的腠理中去，治史者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的——乃至于有人说“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 民国之人对通电的挚爱无以伦比，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说了这么多通电，那么通电究竟是什么呢？

从技术角度来说，通电是指将特定信息经由某一电报机终端发往所有能够接收到该机信号的终端机的过程。一般的电报是点对点，一台拍一台收；通电则是点对面，一层层转发，直到路上所有接入的终端都收到为止，类似于一种广播。说得浅显一点，当年的通电，就像现在春节期间的手机短信群发。

通电的特点是速度快，范围广，实际上属于“公开信”的一种，它是某个政党、团体或者个人为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使用的通讯手段。民国时代没有电视，无线电台也刚刚起步，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唯有通电才是能够把自己的主张传遍全国的最快方式，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是以大受政客欢迎，简直就是“政治”天生的助手。

而通电的另外一大特点与普通电报截然相反，一字记之曰“长”。篇幅越长越好，词藻越华丽越好，用典越雅越好，讲究悬河千里一泻汪洋的气势。比如民国六年直系四督对段祺瑞落井下石，发布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其中有一段说：“（曹）锟等数月以来，中夜彷徨，焦思达旦，窃虑覆亡无日，破卵同悲，热血填膺，忧痛并集。盖我国外交地位，无可讳言，欧战将终，我祸方始，及今补救，尚恐后时。至财政困难，尤达极点，鸩酒止渴，漏脯疗饥，比于自戕，奚堪终日？”

这哪里还是以简洁著称的电报，分明是一篇富含水分的骈文了——而这不过是民国通电里还不算太雅，也不算最长的一篇罢了。

通电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不过那会儿清廷对舆论关切不大，爱闹事的革命党还在东躲西藏，所以清末的通电并不流行。比较有名的通电有两个。

一个是经元善发起的请慈禧归政光绪电，这个咱们前头说过。

还有一个通电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时起义军急于把起义成功的消息散发全国。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的蒋翊武拿着电报稿交给汤化龙审阅。汤看了一遍，说你们想发通电给全国很难啊，这是明码，在电报局就会被清廷截留，只能用密码。蒋诩武忙问他哪里可以弄到密码。汤华龙告诉他，总督瑞徵逃跑的时候，扔下一个八省土膏捐大臣柯逢时。他手里有一份密码本，可以用来发通电。于是蒋去柯逢时那里弄来密码本，汤随即联络汉口的俄国领事，请俄罗斯人代发电文，由是通电全国。

以武昌通电为发端，一进入民国以后，通电陡然成了最受欢迎的政治工具，你也通，我也通，甚至衍生出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电战”。你我各发通电，隔空而骂，大家都通个不亦乐乎，全国人民看热闹。

不过通电这个东西，可不是随便发的。

前面说过，电报这东西非常贵。可是究竟贵到什么程度呢？

就拿前面大北公司修的那条电报线来说吧。上海至香港、广州、日本长崎，每发一个字，价格是3角银元——那时一张从上海坐船到长崎，也只要6元银元而已。也就是说60个字就顶一张船票了。

这是海线，旱线的情况则稍微有些不同。光绪年间，电报初兴，电报局比较少。像第一条民用津沪线路，从天津接到上海3000多里，中间只设了6个局而已，所以都是按照局号来收费，各局不同。比如直隶到山东一个价，浙江到福建又是一个价。那时候差不多3钱银子1个字，除了封疆大吏富贾商人以外，老百姓根本用不起。

后来电报局日渐增多，不再是一省甚至几省一局了，形成了一个网络，基本上大、中城市都设置了电报局，小城还设置一些代办所，发报的费用有所下降。于是中国电报局统一了收费标准，按“路有远近，费有等差”的原则制定，改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递加的计费办法，明确规定华文明语每字，本府城内收银元5分，省内1角，出省每逾一省加收2分，比如天津至通州，每字一角，到清江一角一分，到上海一角五分等等。加急电报按普通电报三倍收费。华文密码及洋文加倍收费。前面提到刘铭传修的那条闽台电缆，因为是海线，所以比较贵，每个字收费两角洋钱，以当时的时价可以买一斗米。

1908年，出于发展电报业的考虑，费用再次下调，减了20%。以福建为例，从福州发往直隶的费用是每个字两角二分银元，发往江苏是每个字1角6分银元，发到蒙古最贵，4角银元才能发1个字。

进入民国以后，清廷每隔一省递增费用的计费方式被取消，电报只分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不再另外计费，分别降低到三分、六分和一角二分。民国25年，收费改为法币；12年以后，又改为金圆券。等到1949年经济行将崩溃的时候，寻常的收费方式已经不管用，而是按基数乘以穗、桂、京、沪、汉、兰、昆、渝等8地的大米、报纸、电料等价格总倍数计算，每旬调整一次。

既然知道了电报的价格，咱们就来算算发一通电费赀几何。

从1912年清廷逊位到1928年东北易帜，这十几年是民国时局最为混乱的时期，不过这段时间的电报价格变动不大。咱们就拿民国16年的价格来作一个参考：华文个人出省电报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元，（这是个人业务，如果是拍发新闻的话，可就便宜多了，只要3分钱。）；通电都是四骈六丽洋洋洒洒，不长不足以显出气势，差不多都是一两千字，最长的近三千字，就算它平均一千字好了。

那么算下来的话，也就是说，发一封全国性的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要知道，这还只是一封而已。所谓通电，就是通通都要发电报，这费用可就近乎可怕了。

通电分小通电和全国通电，小通电视内容需求而定，一般只选择特定城市或者相关人等。比如府院之争最激烈的时候，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职务，以伍廷芳代替。伍特意发出通电，辩称自己继任总理一职合乎程序，这份通电的范围只及各省督军；袁世凯称帝的时候，陆荣廷、梁启超在肇庆发出通电，要求广东督军龙济光反袁独立，其通电题头就是“告龙济光及广东军界全体将士”，范围不出广东一境。一般情况下，小通电都是只发给各报馆，图个舆论宣传。

如果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民国当时全国当时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200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30余家。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通电报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有的时候，落款还会加一个“印”字，表明附有发布者的印鉴，等若背书。

这么算下来的话，一次标准的长篇骈文体全国通电，以政府公文形式来发，最少得花上1万6千元；如果是以个人身份来发，最少得花上3万2千元。平均一下，每次全国通电的费用，得在2万元上下。就算是小通电，最起码也得百多元左右，极为昂贵。

两万元在民国是个什么概念？民国一等荣光宝星勋章的年俸是3000元；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5000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100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16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换句话说，这一通电报打出去，就是7个一等勋章的年俸、4个议员的选票、600吨大米或者一家纺织厂子。如果一个科员想通电发表政见，得攒上两年工资不吃不喝。

可见这通电不是什么人都能发得起，电报局子门冲南，有事没钱莫进来。议会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通电也是一样。民国史里发通电的，不是割据一地的军阀，就是身居要位的大员，要么是影响广泛的名人，普通人根本出不起这个钱。

巴黎和会期间，列强罔顾中国利益，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转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北大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决定要采取行动。最后他们决定打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告诫他们不可卖国，同时通电全国，表明北大的政治态度。可是通电实在太贵，他们都是穷学生，实在出不起这个钱，只好你一块、我一块地凑，最后凑出近1000块钱，刚够给全国报馆发一次小规模的全国通电，最后居然还剩下300块，买了些竹布作旗帜，在五四运动期间起了大作用。

执政府认定北大学生运动幕后肯定有人支使，理由很简单：“穷学生怎么可能负担得起通电费用！”可见通电之事，实在是烧钱的营生。

不过事无绝对。民国时代有一个人，虽然是一介平民，身家又不富裕，却有动辄给全国发通电的瘾头儿。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康圣人。

这位前清的康圣人、民国的宪政党党魁最好发议论，每见国事，必有意见。护法运动正打的不亦乐乎的时候，他通电呼吁南北停战；中国参与欧战的时候，他起初通电反对与德国断交，等到一战结束以后，他又通电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五四运动之时，老先生又发通电，称赞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等到冯玉祥把溥仪撵出故宫，他又发通电予以谴责……总之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通电。

个人发通电，也不是没有先例。民国狂人袁希洛就曾经自己掏腰包去通电骂孙传芳，不过那只是偶一为之。唯独这位老先生，发通电如同吃饭喝水，颇有些“有意见要通电，没有意见制造意见也要通电”的精神头儿。甚至袁世凯提出祭祀孔子的时候，他也要发封电报给黎元洪和段祺瑞，提出祭孔一定要行跪拜礼，喊出“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用”的论调。

康圣人发不起全国通电，他的“通电”一般只拍给几家大的报社，过过嘴瘾。即便如此，他一年下来通电的费用也得1000多银元，作为个人用度，数字相当可观。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要求真金白银，现场付讫。康圣人一不办报，二不经商，三无大宗赞助（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经济来源本来不丰，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日子过得颇为拮据。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让自己自由地发通电玩儿，这位康圣人只好放下圣人的身段，卖文为生。好在“康有为”这三个字是金字招牌，求字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后来康圣人犹嫌收入不够，还纡贵降尊去报纸上和全国各大书店打出广告，上书“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公开叫卖，也算是民国奇景。有时候业务太忙，他甚至还找自己学生来帮忙当枪手，后来有人觉察到其中有伪，但这伪的比真的还好，一打听那学生名字，叫刘海粟……

发通电的瘾头儿到了这程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可惜康圣人那会儿早没了在前清的风头，他发的通电于时局舆论无关痛痒，最多只作茶余饭后一段轶事，叹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而已。一直到宣统复辟的时候。他才真正过上了一次久违的全国通电瘾。

辫子兵进了北京以后，康圣人大喜过望，急巴巴化装成农民潜入北京“勤王”。溥仪回銮，总得昭告天下，清室便请这位“弼德院副院长”草拟一份通电，诏告全国各省、各报馆、各外国使馆。这次有张勋买单，无金钱之困，康圣人抖擞精神，一气写了2000多字，名列民国通电第二长篇幅。

这份通电是篇奇文，它最著名的两个特点是：行文上辞藻斐然，逻辑上胡说八道。两者都被康圣人发挥到了极致。比如谈到前清覆亡，康圣人说“劝惟治国犹之治病，必先洞其症结，而后攻达易为功；卫国犹之卫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后清宁可长保”，用的是诸葛亮舌战张昭那套“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的理论，对清季腐朽乱象不置一辞；谈到国家体制，他又搬出杨度那一套——“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以竞存于列强之间，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全球几无异议”。尤其是“全球几无异议”六字，实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最精彩的一段在这里：“孝定景皇后（隆裕）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政柄，实与初旨相符。”

被袁世凯整得惨兮兮的隆裕太后，在通电里俨然成了一位英明神武的国主，中国行民国体制，那是女主深明大义的禅让诏令；现在看着民主不好，总统无德，女主下一道懿旨就能收回。这份气度，纵然是唐宗宋祖，也不能比及。

看了这段理直气壮的言辞，真是让人五体投地。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之际，发出数封通电，针对是电进行反击，文辞犀利无比，直斥张勋“罪浮于董卓，凶甚于朱温”，作者不是别人，恰好是康有为最得意的学生梁启超。这师徒二人分处两端，各执一词，偏偏都是鸿儒，写通电写得无比华丽，成了“张勋复辟”事件中另外一道风景。

梁启超那时早与老师交恶，这次恪于官方通电限制，他留了几分口德，只说康有为是被强逼着参与此事云云。梁启超觉得不够过瘾，于是学老师自己掏腰包发了一封个人通电，毫不客气地骂康有为是个大言不惭的书生，复辟之乱，概由他起。于是这对晚清最著名一对师徒的缘分，因为这几封通电而划上了句号。

康圣人一生发了无数通电，不过他若自夸我通电发的好，旁边一位老夫子只怕会笑出声来。

这位老夫子叫饶汉祥。

饶汉祥跟康圣人相比，通电文采堪堪伯仲之间，但就政治影响力来说，两者却是霄壤之别。

原因无他，康有为是自说自话，而饶汉祥却是一位枪手。这一条名枪一生写过无数枪稿，所枪之人个个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名角：黎元洪、袁世凯、郭松龄，几乎民国每一次发生重大历史事件，通电背后都有他的身影。

饶汉祥是湖北广济人，当过举人，还去日本留过学。回国以后一直不得志，直到武昌起义的时候，他被彭汉遗推荐去给黎元洪作秘书，这才一跃成名。

饶汉祥这个人胆小怕事，唯独写得一手好骈文。骈文这个东西，虽然从韩愈开始就被排斥，可它本身具有的韵律是汉语文体中最有气势的。四字或者六字一句，动辄千言，读起来琅琅上口，一泻千里，极具气势，虽则臃冗浮华，却很能吸引眼球。如果譬之于女性，骈文可以算作出胸大无脑的那种——没什么内涵，但实在是漂亮。

饶汉祥因为这手四骈六俪的手段，大得黎元洪青睐，从此一生追随他左右，为他草拟了几乎全部的通电及各类文宣稿。黎这个人一辈子没什么主见，也很难说有什么政治立场，全靠着个人名望在民国官场沉浮。骈文这种废话连篇、大而无当的文体，正适合掩盖他政治上的空泛，博取大众莫名其妙的同情。所以饶汉祥的出现，正合了他的胃口。

饶汉祥是从武昌起义的通电开始出名。在此之前，电报内容大多言简意赅，纵然有篇幅很长的，也是有事说事。大家觉得电报就该这样，堆砌辞藻在上贺表、写奏折、拜寿帖的时候才用得着。而饶汉祥独辟蹊径，开创性地把骈文和全国通电结合到了一起，让骈文的独特魅力借助通电这种高效通讯手段大放异彩——当然，他也是傍到了有钱有势的主子，否则哪家的钱经得起这么折腾。

这一篇通电也确实是好文章，雄浑大气，跌宕起伏，用典精致。读罢只觉得黎元洪真是民国第一伟人，谁又能想象他在武昌起义时惊慌失措的可笑表现。

当时有个小女孩看了他写的武昌通电檄文，兴奋到不能自已，把压岁钱十元以“幼女谢婉莹君”之名送到《申报》馆去捐献。后来她长大了，还一直保留着报馆的收条，视若珍宝。这位小姑娘后来成了位了不起的人物，起了个笔名叫做冰心。

不独冰心女士如此，当时的人都觉得饶汉祥实在是个文章圣手。无论多猥琐的事，经他这么一排比铺张，俨然变得大义凛然起来；就算是坏事，也会让人觉得其情可悯。比如黎元洪请袁世凯杀武昌元勋张振武，后来舆论汹汹不能平复，他被迫通电全国进行解释，饶汉祥代黎写道：“洪与振威，相从患难，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驰，悖道寒盟，瘏口罔闻，剖心难谅，首义之士，忍为罪魁，同室弯弓，几酿巨祸，洪实凉德，于武何尤。”真是字字泣血，句句呕心，不知内幕者还真会为黎、张二人“推食解衣”的伟大革命情谊而感动。可见饶颠倒黑白的本事，不落痕迹，可比康圣人高竿儿多了。

“饶体”的通电在民国引起了模仿狂潮，我们如今翻那些通电文，大部分是长篇累牍、四骈六丽，都是饶汉祥起的头。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就曾模饶汉祥的笔法，连续伪造了黎元洪论国事的通电，也是骈四俪六，煞有其事，居然真假难辨。

黎元洪对饶汉祥的通电文章极为欣赏，称赞他是“羽檄修书，星驰电布，一篇脱手，八缴风传”。这话不能算过，差近写实。袁世凯每次看到他的电文，都会饶有兴趣地拿笔圈点精彩之句。就连鲁迅先生都借日本人的评论，说饶汉祥这个人“骈文入神”。

不过这个“入神”的饶汉祥偶尔也有走神的时候。二次革命以后，他代黎写了一大堆《先选举总统电》、《解散国会电》、《请叙克定赞助共和功》的电文，极尽肉麻吹捧袁大总统之能事。一代枭雄袁宫保看完以后鸡皮疙瘩掉了一地，特地回电说老弟你别说了，这说得已经快是羞辱我了。

饶汉祥的风格与黎元洪非常搭调。他最喜欢读《出师表》，所以文风总带点诸葛亮式的悲壮慷慨，与黎在民国的心境十分相似。黎元洪这一辈子先被袁世凯欺负，又被段祺瑞和徐树铮欺负，被张勋利用，又被曹锟和吴佩孚耍，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可以说是一肚子苦水。

所以饶替黎拟的通电，无论内容是啥，结尾无不是“临颖悲痛，不尽欲言”、“临风悲结，不暇择言”、“垂涕而道，维以告哀” 、“冰渊自惧，寝馈难安”之类的话，就连二任总统的时候，都得拽一通“痛哭陈词，伏希矜纳”。如此缠绵悱恻，哀感动人，这架势哪儿是诸葛亮啊，分明是一生擅哭的大耳贼刘备。

一个人如果引领了潮流，那么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创造新的时尚。饶汉祥是骈文通电的祖师爷，骈文讲究用典，用典越多越见作者才情。所以饶汉祥写骈文的时候，总是噼里啪啦地往里扔无数的典故，难免有辞不达意的时候。

比如“储贰”事件，就是饶汉祥一个著名的笑话。

中国传统称太子为“储君”，也叫“储贰”或者“储副”。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以后，他给袁世凯回了一封感谢通电。饶汉祥大概是觉得副总统这名字太白，不够文雅，就从古籍里挑出一个词来，在电稿里称“元洪位备储贰”，哄传一时。没法儿不哄，他这一“储贰”，把堂堂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当成了总统的“太子”——别说那时候袁世凯还只是个不能世袭的大总统，就算后来称了帝，太子之位尚有袁克定呐。

1913年湖北都督府改组，饶汉祥从内务司长升到了民政长，在就职布告里说“汉祥，法人也。”他想说他奉行的是法家思想，可惜省字省错了地方，变成了法国人，被传为笑谈。后来章太炎特意拿他“储贰”那件事和这事儿作了一副对子：“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数十年后，有人去美国游历，谈及总统不在时由副总统继任的法律，也用了“储贰”一词，说“美人甫选总统，必择储贰副之”，这都是饶汉祥起的头。美国人了解了这词的内涵以后，不知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他替郭松龄拟讨张作霖檄文的时候，也一时突然老糊涂，又开始胡乱用典。檄文中有“昔者祁奚请老，内不避亲。曹璋代兴，下皆效命”句，以祁奚、曹璋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他以祁奚比张作霖，尚算靠谱儿；拿曹璋比张学良，就不知安的什么心了。我猜饶汉祥是想说张学良如曹璋一样是将门虎子，悍勇善战，可他怎么没想想曹璋最后是个啥下场呢？这不咒少帅么？

饶汉祥通电骈文的最高潮是在民国11年6月6日。当时第一次直奉战争刚结束，直系打算捧出闲居已久的黎元洪当总统。黎元洪说除非答应他废督裁兵的主张，否则绝不接受。他的这份裁兵通电按照惯例，还是由饶汉祥代拟。老爷子自从跟随黎元洪避隐天津以后，发通电的机会少了，可憋得不行，这次得了机会岂肯放过？如椽大笔一挥，洋洋3000多字，创下了民国通电篇幅之最。

“废督裁兵”不过4个字，竟被他敷衍成了3000多字的长文，其行文涣散浮华可知。本来举国人心厌战，黎元洪这个提议也算恰得其时。可经过饶这么大肆渲染，主题反而被淹没在辞藻之内。比如开头一段，想表达的意思只是黎元洪被诸省推举出任总统，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情。而饶电里却絮絮叨叨地说：“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拐弯抹角，全是冗余的垃圾信息。

当时胡适在北京读了这封通电，气得撰文大骂，连用了四个何必：“有话何必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

有独无偶，民国十五年北伐，何应钦攻闽大胜，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致电祝贺，用的是白话，却长达千余字，几可以与饶汉祥等量齐观，其开头说“我们接到你们的电报，知道了你们在峰市永定松口一带，打了前所未有的大胜仗，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好消息，真是欢喜，十二万分的欢喜，因为……”后面全是大段感慨，何应钦的电务员花了好长时间才翻完，累得眼冒金星。这位电稿撰写者，可谓是白话饶汉祥。

饶汉祥最后一次知名通电是在1925年。当时东北大将郭松龄已经决意反奉，特意去请饶汉祥来帮忙写檄文通电。饶汉祥先开始有点犹豫，郭松龄大怒道：“你怎么知道我日后当不上总统？”饶汉祥这才从天津跑到滦河，起草通电，讨伐张作霖。

饶汉祥又一次发挥他的神妙文笔，洋洋洒洒千余字，当时甚至有人说此篇通电有骆宾王讨武檄的味道。但要我说，这篇与骆宾王那篇根本不能比肩。大凡檄文，一定要骂人，高手一定会兼顾文采与辱骂之间的平衡，让人觉得既好看又骂得痛快，比如陈琳的讨曹檄和骆宾王的讨武檄。饶汉祥这一篇酸劲儿不改，骂人的能量却差很多，完全淹没在典故和辞藻之间。郭松龄看了以后，觉得文采不错，只是不够阴毒，自己又另外发了两通骂杨宇霆的短电，聊资发泄之用。

不过这篇檄文也并非全无妙处。本来郭明明反的是张氏父子，却被饶汉祥作成了一篇敦促张作霖让位张学良的兵谏文章。从头到尾不提张作霖的不是，只是不停称赞张学良，最后说让少帅“总制辽疆”，老帅“婆娑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可谓乾坤大挪移式的神来之笔。

这个神来之笔，最后却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起事之初，很多奉军将领追随郭松龄，正是因为郭在讨伐通电里打出少帅旗号，让他们感到师出有名。当奉郭二军夹辽河对峙的时候，张学良亲赴前线督军平叛。自己倡言拥戴的对象，却成了对阵中的敌手，这对郭军真是莫大的讽刺。

饶汉祥那封通电蛊惑人心的效果越大，等到张学良现身以后，精神上的反作用力就越强。他卯足了劲儿打出的骈文拳头，最后全招呼到了郭松龄的身上。结果一听少帅亲来，郭军士气立刻一落千丈，上到将领，下到士卒，谁也不愿意跟张学良过不去——我们打仗本来是为少帅，现在少帅反而打我们，这算怎么回事啊？

最后郭军一溃千里，郭松龄在辽中县被王永清的骑兵俘虏，终被枪决。饶汉祥运气还算不错，在乱军之中侥幸逃脱。他连滚带爬躲回广济老家，宛如惊弓之鸟。当时谣传张学良要寻他的晦气，唬得他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洋洋万言，端得哀婉凄凉，感人肺腑——果然是文章憎命达——张学良看完以后颇受感动，特意回了一封亲笔信劝慰。可惜饶汉祥那时已然是沉疴之身，一代枪手连惊带病，很快死在家中。

他这一死，引起了不少惋惜。同月29日《顺天时报》的日本记者特意著文哀悼，有言说：“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饶汉祥身后留下《珀歼文集》八卷，留存的都是自己的文章；他还留下了《黄陂文存》，里面收录的都是他代黎元洪写的文章电文，不多不少，也是八卷，可见他这辈子所枪的稿子数量有多少。

饶汉祥因为通电而曝得大名，但他若说自己最擅通电，旁边一位大将军却不干了。

这个人就是一代儒将吴佩孚。

吴佩孚在北洋后期军阀里是个难得的人物，风度翩翩，号称儒将，尤其是跟曹锟、张作霖、张宗昌、张敬尧一伙儿土包子站在一起，更显得卓而不群，别有风范。连美国《时代》周刊都曾把他选成封面人物，那可是中国第一个能享此殊荣的个人。

吴佩孚之所以这么牛，除了会打仗会作诗以外，还有一个别的民国将领比不得的优势：此人擅长操纵舆论，对“通电”这把无形利器的威力，比其他军阀理解都深得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吴佩孚数次得意，无不是有通电巧妙助力，在恰当的时候把舆论的威力无限放大为己用，达成枪杆子所达不到的政治效果。化舆论为战场，通电为枪炮，与皖系、安福国会、奉系前后几次通电大战，收放自如，手法纯熟如烹小鲜，竟收全功。

饶汉祥通电写得再好，不过一个文字匠，比之吴佩孚这样的大师可差得远呢。

他第一次打通电战，是在1918年。1918年是个多事之秋，北洋军和护法军一南一北，打得如火如荼。吴佩孚当时任中央陆军第三师师长，他挥师入湘，几个回合下来，打得谭浩明、陆裕光的湘粤桂联军满地找牙，最后第三师轻轻松松占了岳州、长沙，整个湖南都被纳入北洋系的麾下。

湖南大败，让护法军政府乱成一团，求和的求和，内讧的内讧。假如这时候吴佩孚继续南下，北洋军就会占尽优势。正当全国的目光都盯着湖南的时候，吴佩孚突然不打了，把第三师摆在衡阳开始冬眠。

段祺瑞急得满地转圈，他和冯国璋斗得正凶，急需一场胜利当筹码。他一封接一封电报打过去催促吴佩孚进兵，还偷偷派张敬尧率四个师入湘，名为助战，实为监视。与此同时，他给吴佩孚扔的蜜枣儿是一个又一个，又是颁发二位大绶宝光嘉禾章，又是特任孚威将军，甚至还派心腹徐树铮带了巨款前去衡阳游说。吴佩孚呢？悠哉游哉地跟小徐吟诗唱酬，游山玩水，就是不挪窝儿。

段祺瑞千盼万盼，总算盼来了衡阳拍来一封电报，看完以后一口血差点没喷出来。

这不是一封军情电报，而是一封通电。

还是篇骂人的通电。

通电洋洋三四百字，骂徐树铮的安福国会强奸民意，骂段祺瑞举外债内战，骂政府对德宣战处置不妥，骂皖系为私利挟国鏖战，语气十分激烈，来来去去最后就一句话：“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落款三个大字：吴佩孚。

这一份通电宛如雪夜里突然放了一个麻雷子，把北洋和南方都给炸懵了。南边儿不知道这个北洋军的师长搞什么鬼，北边儿不知道这人到底是哪头儿的。全国人民唯一明白就是：一个北洋的小师长，突然骂了如日中天的段祺瑞。

更让段祺瑞郁闷的是，这封骂他的通电，却不是发给他的，而是发给一直主和的直系将领李纯，他不过是抄送。等于说，吴佩孚跟李纯咬耳朵说段祺瑞的坏话，还故意让他在旁边听清楚，这比当面指着鼻子骂更阴毒。

按说一个区区师长，本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胆子。但吴佩孚不同，他身在要冲，手握重兵，万一把他惹恼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转身投了南方，那可不得了。光靠张敬尧那种只会烧杀抢掠的废物点心，可绝挡不住吴佩孚的虎狼之师。

吴佩孚狡猾之处在于，他在通电结尾特意添了一笔“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赞成斯议也”，一句话把全不知情的上司曹锟给拉下了水。你看不起我吴佩孚不要紧，你总得掂量掂量曹锟吧？

这一封通电一出，全国哑然，一时间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可没想到的是，吴佩孚这小子放的原来不是麻雷子，而是二踢脚。没等大家搞清楚缘由，吴佩孚又出了第二招。他发了一封敦促冯国璋进行南北和谈的通电，史称马电。在这封通电里，吴佩孚敦促冯国璋履行总统职责，下令全国罢战。

这下子段祺瑞回过味儿来了，一拍大腿：“这不是吴佩孚冲我来的呀，这是冯国璋在背后搞的鬼！搞不好还有曹锟的事儿！”于是他立刻找到张作霖和倪嗣冲，请这两位有份量的督军给冯国璋各发了一份通电，坚持主战的立场。自己则发偏师一支，给吴佩孚发了封私人电报，小小地训斥了一下，说你一个军人执行命令就是，不要讨论政治。

曹锟可给吴佩孚这手吓得不轻，他虽然主和不假，但自从段祺瑞允诺让他做副总统以后，立场就开始动摇了了。这回好，吴佩孚两封通电，直接把他推向了风尖浪口。吴是他的直系爱将兼至交，说马电里没他曹锟掺和，谁也不会信的。

最要命的是，你吴佩孚在衡阳天高皇帝远，我曹锟可是在天津跟张作霖作邻居呢！万一皖系一翻脸，自己老命不保。于是他连续发了两封电报给吴佩孚，让他管住自己那张嘴，然后收拾行李躲去了保定。冯国璋也觉得吴佩孚一介师长的通电不能对自己有所帮助，反而使局势恶化，也发了通电予以解释。

皖系反击，直系坐视，大家以为这为吴佩孚最多翻腾起一朵浪花，就沉下去了。可惜他们全都小看了这个小师长玩通电的手段。

吴佩孚这两封通电拿捏的时机极佳。他第一封通电传及全国，把气氛先造出来，别人信不信通电不要紧，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存在，埋下伏笔。他自忖自己的身份地位，皖系必不敢对自己下手；而第二封马电的通电范围却只限于各省督军与北京政府，目的是把段祺瑞的视线往冯国璋和曹锟那儿轰。

果然如其所料，段祺瑞上了吴佩孚的圈套。吴佩孚在通电里口口声声说曹使如何如何、大总统如何如何，这是精心设计，使得段误把主攻方向对准了冯国璋和曹锟，吴佩孚这个主谋却被轻轻放过了。他利用自己师长的弱势地位，巧妙地把压力转嫁给了上头的人，自己却可安享和平的令名。

尤其是在这两封通电里，吴佩孚只字不提南北对错如何，只说国家要谈判，人民要和平云云。这样南方觉得吴佩孚是知己，是个大好人；北方最多觉是他不过主和派的一条枪，不至于到叛乱的程度；懂政治的老百姓看了，更会对为民请命的吴将军感激涕零。这一石数鸟、脚踏三船的通电操作，尽显吴的手段。

正当大家觉得这事就此平息的时候，吴佩孚的第三封通电又面世了，这才是真正的总攻。

这第三封通电和马电内容上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公开的全国通电。

中国所有大报馆都收到了这一次的电稿，在第一时间登出。原本这起冲突只是北洋内部事务，这一下子这等于是吴把恳求大总统罢战的要求向全国人民公开。有了前两封通电的绵密伏笔，这一次的通电登时在全国引发轰动，人人皆知有个北洋军的师长数次通电，慷慨直言要求和谈，甚至不惜得罪大佬段祺瑞。

吴佩孚的名望一夜之间暴涨，成了大明星。

南方当然对此乐见其成，谭浩明、谭延闿、陈炳焜、莫荣新、田应诒、刘显世、唐继尧等西南联军将领全体出马，纷纷不吝声援。一时间整个南方连绵通电，与吴佩孚互通声息，声势惊人。吴佩孚更不客气，他把所有声援的通电都转发给各地报馆，让全国人民都看看他一呼百应的气势。

段祺瑞这回真坐不住了，他意识到这么下去，舆论上对自己完全不利。他立马给吴佩孚发了一个敬电，名敬实不敬，大骂吴佩孚军人干政。可怜段祺瑞到了这时候还以为是冯国璋搞的鬼，骂完吴佩孚还安慰几句，说子玉你是受人蒙欺，你跟随我多年，我没教育好你，也有责任，以后你可不要再谈论政治了。

段之所以用这种口气，是因为吴佩孚当年在保定参谋学堂学过测绘，当时段是学堂总办，两个人也算是有师生之谊。

吴佩孚算准了段祺瑞不敢动手，有持无恐。现在段祺瑞的通电扑过来了，他也就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连续发了宥电和俭电，口称老师，却都是反骨，还抬出段祺瑞当初在孝感通电的案例，说我这次干的事情，还是你教出来的呢。

孝感通电是在临时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驻兵孝感的段祺瑞联名北洋集团46名高级将领，给清廷发了一个通电要求实行共和政体，威胁要从孝感撤回保定“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此举吓坏了隆裕太后，几天以后被迫宣布宣统退位。

这跟吴佩孚如今的所作所为颇有类似，所以他才拿这件事堵段祺瑞的嘴，噎得段祺瑞说不出话来。

段祺瑞骂不动了，自然有人骂得动。

吴佩孚在通电里搂草打兔子，顺便还把主战的张作霖捎带上，说奉系跟皖系卿卿我我，大军入关，也不是个好鸟。张作霖在东北作威作福惯了，被一个师长骂到头上焉能不反击？他联合倪嗣冲先后跳出来，先指责吴佩孚飞扬跋扈，目无纪律，又说曹锟是他顶头上司，这事儿肯定是他策划的，不然一个小师长哪里有这种胆子。结果吴佩孚没慌，曹锟却被这两通电报搞得手忙脚乱，被迫通电辩护。这个误会一直持续到直奉战争行将开打的时候，张作霖还愤愤不平地发通电，说“曹使养电、吴氏马电，相继逼迫”，赫然把无辜的曹锟搁到了首谋的位置。吴佩孚靠着大树，反而没受什么风波。

其实双方的争执焦点其实在于战、和二字而已。举国已经人心厌战，吴佩孚抢占了道德制高点，自然无往而不利，几次通电交锋下来，单纯的老百姓就看出一点：“段、张要打仗，吴要和平”，人心所向不言而喻，甚至送了吴佩孚一个“爱国将军”的称号。

深受鼓励的吴佩孚越战越勇，彻底放开了手，又连发数电，又是反对安福系操纵国会，又是要求先和谈再选总统，还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招招都打到皖系的七寸。段祺瑞唯一能作的，就是天天催曹锟去勒住这匹脱缰的野马——曹锟能勒住早勒了。

这一场热热闹闹的通电战争打到最后，最后的结局是段祺瑞、冯国璋双双退出总统竞争，由北洋老油条徐世昌上了台——南北和谈不和谈不好说，总之是暂时打不起来了。

吴佩孚一战成名，以区区一个师长的地位四两拨千斤，凭借几封通电搅得全国政局大乱，最后竟把北洋之虎段祺瑞拉下马来，可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这场电战简直就如同中国古典评话小说一般：吴佩孚一员小将单枪匹马前去踹营，段祺瑞、张作霖、倪嗣冲、徐树铮四员老将各使兵刃，将吴佩孚团团围在圈中，走马灯似猛打，安福营内呐喊不断。好个吴佩孚抖擞精神，手中一杆通电亮银枪使得直似蛟龙出水、潜龙腾渊，上下翻飞，白光闪闪，电波纵横，只杀得四员老将盔歪甲裂，骨软筋酥。曹锟唯恐两军伤了和气，连连鸣金收兵，吴佩孚充耳不闻，直杀到日头西落，方才得意洋洋收枪回营……

北洋军阀大多都是以战功起家，世人皆知他们能打，不过也只是能打罢了，在民间却很少有什么好名声。吴佩孚却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衡阳通电大战之前，他不过是走单纯军事路线的北洋将领中的一员；从衡阳之后，依仗通电之力，他从一个颇有战功的师长一跃而成全国皆知的政治明星，人望托着战功飘飘直上青云，没有一个北洋将领能像他这样深孚民望。

吴佩孚这手收放自如的通电手腕儿，据说也不是无师自通，而是得自张其锽的真传。

张其锽其人是个湖南名士，本是谭延闿的军务委员，写得一首好词，外号“张半仙”。南军在湖南败退之后，谭与吴佩孚暗通款曲，就派了张其锽作代表过江见吴。张其锽见到吴佩孚，大感此人前途无量，于是面授机宜，这才有了吴佩孚通电中的妙手迭出。

张其锽总喜欢说这些韬略是源自家学。他什么家学呢？他老婆有一个哥哥叫聂云台，聂云台有个老爹叫聂仲云，都是民国史上有名的豪商。但真正的家学根子却源自聂仲云的夫人，他夫人叫曾纪芬，曾纪芬的父亲在湖南乃至全中国都赫赫有名，叫曾国藩……

自从衡阳一役后，吴佩孚领略到了通电的威力，这小小的电报简直就是钱学森，能顶五个师。从此他通电不断，不光打仗的时候发，就连国内有个风吹草动的时候，事无巨细，他也见缝插针发个通电。山东事件时，他通电谴责；五四运动爆发，他通电声援学生。1923年，北京政府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打算将参众两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及召开会议的场所。吴佩孚立刻发布通电，强烈反对，故宫因此得以保存下来。还有传说他赋闲在京的时候，曾经撺掇张学良把故宫文物卖去外国以济军费，不过此事出自曹锟秘书的记载，未必属实。

就这么日积月累，老百姓们觉得吴佩孚这人不错，舆论一起，加上他本身也是个能人，这颗新星也就水涨船高，冉冉升起。

到了直皖战争的时候，吴佩孚更是如鱼得水，电战打得不亦乐乎。

他的手段是把段祺瑞摘出来，单打徐树铮和安福国会，号称要清君侧。徐树铮被吴佩孚的连环通电骂得十分不堪，说他“毒痛四海、腥闻天下”、“倡乱卖国，穷兵黩武”，可怜小徐一代才子，在吴佩孚面前也是全无还嘴的能力。大徐徐世昌跟小徐徐树铮一贯不对付，他堂堂中华民国大总统，亲自鼓掌给吴佩孚的通电叫好，别人更不消说了。

而且吴佩孚每封通电骂完，总不忘絮叨几句“（军阀）剥我民脂膏、以重苦吾民……我国民何负于军人”，大走群众路线，人人都觉得这位玉帅真是一位人民的好军阀，他骂人虽然很脏，可都是为了咱老百姓呀。

其他人见这买卖挺划算的，于是也有样学样，开始以通电互战。骂人嘛，有什么难的。文豪不好找，文士还不好逮么？于是直、皖还有一个凑热闹的奉系三方趴在电报局里一片混战，打了一个乱七八糟，热闹的情形不输于如今的网络论坛。有人描述是战“文电四出，无非暴人之短，扬己之长，且互揭阴私，和盘托出，光怪陆离，大有可观”。

可是吴佩孚玩通电总能花样翻新，这却是别人学不来的。他有一通驱梁士诒的通电，逼他从内阁总理的位置滚下来，学的是韩愈的《祭鳄鱼文》，“三日不去则五日，五日不去则十日，十日不去则终不去矣”，十分有趣，极贴切。一经刊出，立刻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甚至国会议员都偷偷拿着报纸窃笑，梁士诒被这封通电弄得尴尬无比，国会也不好意思去了，干脆请假出京。

到了直奉撕破了脸开打的时候，吴佩孚兵马未动，又是电战先行。以往电战，还要讲究一个理，到了这一次电战，就已经是赤裸裸的隔空对骂了，两边都卯足了劲要学那诸葛亮骂死王朗。

这一次首开战端的是张作霖，他的沁电里直叱吴佩孚“狡黠性成，祸国殃民”；吴佩孚惯以通电起家，张作霖来捋虎须，焉能饶过。他立刻手拟电稿一份，发动了强力反击。这次骂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吴佩孚历数了张作霖十大罪状，说他是“白山黑水之马贼”，把张作霖比喻成“狠若吕布、凶逾朱温”的怪物，甚至连“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这种话都出来了。

这一下子可捅了奉系的马蜂窝。主忧臣辱，大帅被骂，手下岂能安坐？张景惠、阚朝玺、汲金纯、吴俊升几员奉系大将纷纷各自发表通电，要么直截了当骂吴佩孚是“祸国罪魁、殃民戎首”；要么造谣说吴勒索敲诈地方，霸占兵工厂、还骗西南军阀的钱，一贯是个坏人；更夸张的还说吴佩孚从国外引进了大批“绿气炮”（注2），宣称要杀尽东三省军民云云，总之一时间各色脏水齐唰唰地朝吴佩孚泼来。

注2：绿气炮其实就是指毒气炮，又叫列低炮，是英国人发明的一种4英寸口径毒气武器。炮弹内装有高浓度氯气，一放则满天绿烟弥漫，所以又叫绿气炮。八国联军登陆时，英国人特意从南非运来两门列低炮，打天津的时候用过，威力奇大。

这些东北大老粗打起仗来，或许能与吴佩孚走上几个回合，玩起通电，他们可差得远了。几番通电下来，奉系非但没赢得舆论同情，反被讪笑不通文墨、空洞无物。有好事者甚至把这些通电誊出来，贴到大街上供路人评论。文学评论是个主观的东西，讲究印象分，吴佩孚那时候早就是大英雄，同样一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那就是名将气度，从奉系将领嘴里说出来，那就是妄作大言。比如吴佩孚通电说“爰整义师，歼阙渠魁”，引来一片叫好声；阚朝玺通电里说“观兵武汉，洗甲长江，又岂仅投鞭断黄河之流，走马看洛阳之花已哉？”却被嘲笑是昏话——其实单论文采，阚这两句可比吴还好些呢。

最后长辛店一战，奉系大败。两军阵前的通电战争把胜负之势放大了十倍，吴佩孚的个人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巅峰。乃至有人说奉系不是被吴佩孚打退的，而是被骂败的。

有趣的是，吴佩孚的上司曹锟却与他形成了鲜明对照。在直奉开战初期，奉军大举入侵，曹锟听了弟弟曹锐劝说，本无意开战，奈何麾下众将群议汹汹，几乎酿成兵谏。尤其是吴佩孚，已经用电报把奉军骂的狗血淋头，若不开战，这脸面往哪里搁？

曹锟在保定犹豫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亲自写了封电报给吴佩孚：“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秘书一看，这全是大白话，就问曹锟要不咱们给改成文言文吧，曹锟大手一挥：“甭改了，就照这个法。”吴佩孚接到电报，大为放心，遂安心指挥作战。

可吴佩孚的通电手段纵然神妙无比，却偶尔也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直奉二次大战，吴佩孚打了封电报给张宗昌，劝他倒戈叛离张作霖投向直系，在电报里极奉承之能事，还拼命拉老乡情谊。结果呢？张宗昌这个大老粗一点不含糊，当即给他拍回一封，里面说：“要我倒张，你要倒曹，要做王八蛋，大家一起干。”

这封电报的意思是，你让我背叛张作霖当叛徒，行啊，你先背叛曹锟先，咱们哥俩都是王八蛋了。语意直白粗俚，跟吴佩孚的行文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但道理却说的清楚无比。

吴佩孚接到这封电报，久久无语，遂放弃了说服张宗昌的打算。可见这吴秀才遇见兵，也有说不清理的时候。

吴佩孚在张宗昌这里，只是挨了一小骂。这么一位通电圣手，还曾经被人大骂过，骂的十分刻毒凄惨，而且还就骂在他最得意的通电上。

骂他的人，就是自称“铁肩辣手”的民国报界名人邵飘萍。

邵飘萍是民国报界的第一号铁骨头，也是民国报界第一号名记者。他于1918年1月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报纸，取名为《京报》，主张言论自由，专门针砭实事，揭发官僚和军阀的弊端，因此极得读者喜欢，代派处很快遍及全国。说句题外话，90多年以后，北京有一份一块钱能买几十版的新报纸也起了同样的名字，在发行前期大作宣传，后来大概是有熟悉前朝历史的人琢磨出这名字容易引起联想，就在前面加了个新字。

邵飘萍是天生的记者，极有探究精神，以“开着汽车抢新闻”而闻名京津，总能想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办法，令后世狗仔队都自愧弗如。

他嗜好在北京各大酒楼请客，而且特别怪的是，每回都跟政府高官设宴的时间重合。有一次段祺瑞和张志谭、曹汝霖几个内阁成员去北京饭店吃饭，邵飘萍就把隔壁包下来，把耳朵贴着包厢墙壁，边听边在电报纸上抄好。每抄好一段，他就把电报纸递给守在门口的自行车夫，车夫骑着自行车送到报馆，报馆发电到上海总馆。第二天内阁成员上了班，端起茶展开报纸刚看一眼，一杯茶全喷出来，自己昨天席间的话，今天就已经上了《京报》了。这份效率，现在也没几家报纸能做到。

甚至为了抓料，他敢带着自己的夫人汤修慧去逛八大胡同的窑子。汤修慧是江苏人，能跟窑子里的南班姑娘交谈，听她们诉苦。凭借这个情报渠道，邵飘萍从曹锟的亲信李存青那里挖出了曹锟贿选大总统的重大新闻，在《京报》上以头版登出。曹锟大怒，下令查封《京报》，通缉邵飘萍。后来《京报》复开，邵飘萍在北京闲不住，一人一车单枪匹马去了山西给阎锡山作专访——要知道，那会儿兵荒马乱，可不像现在有石太高速公路。

邵飘萍一生坚持新闻自由，认为记者和报纸是超越政治的，所以从不屈从政治压力，想报道什么就报道什么，以直言不讳的社论而著称，骨头极硬。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时候，邵飘萍十分欣赏郭，发表了不少社论表示支持。张作霖派人送去30万大洋，企图收买他，邵丝毫不为所动，直接把钱摔出了门，说就算被枪毙了也不怕。

1926年初，张学良在东北入关，吴佩孚攻入河南北上，奉、直两系合击从直系倒戈而出的冯玉祥，逼得国民军退出京津，困守南口。邵飘萍烦透了这些军阀，非常同情冯玉祥，一直在报纸上为冯玉祥摇旗呐喊。奉军进入北京以后，曹锟复出。一向看不起曹锟的邵飘萍这次决心玩儿一把大的，他不听其他编辑的意见，自作主张作了一期《京报》的特刊，要学古代的祢衡，把这些直、奉大佬们好好骂一个痛快。

他把军阀们的照片一张一张全放在了头版，每个人照片底下还加了一个外号。张作霖就是“奉民公敌”、李景林是“直系公敌”、张宗昌是“鲁系公敌”。可写到吴佩孚的时候，邵飘萍却犯了难。

虽然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大败，每况愈下，可他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声望仍旧很高，这么多年的通电积累，老百姓都知道吴佩孚是个动辄通电为民众着想的好人。对此邵飘萍颇感棘手，知道不能简单第把他写成“豫系公敌”、“鄂系公敌”啥的，那等于是帮吴佩孚。

想了许久，邵飘萍眼睛突然一亮。有了！你吴佩孚不是最喜欢为老百姓通电喊话和平么？不是最喜欢说什么“同种残杀，尤足痛心”么？你看看你的作为，和你说的是不是不同？这么多年来，你看看你打的仗，为国为民的是哪一仗？为直系为曹锟为你吴某人自己的，又是哪一仗？你当年通电骂皖系祸国殃民，为什么又甘为段祺瑞走犬？你当年通电骂奉系是国贼，为什么现在又跟国贼联手对付冯玉祥？

最后邵飘萍在吴佩孚的照片底下大笔一挥，写下了“除通电外一事无成，吴佩孚。”11个大字。这句批语着实利害，虽有些偏颇，却入骨三分，就算吴佩孚亲临，恐怕也是哑口无言。

远的不说，吴佩孚最近一次的复出组织护宪军政府，完全是为了维护曹锟的贿选宪法，跟他通电时的满嘴大义可以说已经完全背离——其实北洋军阀人人都是如此，只不过吴佩孚通电名头太大，对比起来也最为讽刺。邵飘萍苦心孤诣拟出的批语，可说是至为辛辣。

吴佩孚对邵飘萍的这一评价什么反应，史无明载。不过张作霖是着实被骂疼了，新仇旧恨混在一起，让他决心要教训一下这个死记者。张作霖授意参谋长杨宇霆办成此事，杨宇霆又找来张宗昌，张宗昌也早看不惯邵飘萍，派人把他抓到宪兵司令部里枪毙。一代铁骨报人，就此死难。吴佩孚的这一外号竟成了他的绝笔。

而吴佩孚呢？在邵飘萍死后，他的局势急转直下。北边的冯玉祥败而不溃，北伐军在南边已经势如破竹。这一回无论如何通电也救吴佩孚不得了，他一败于湖南、再败于武昌，三败于郑州，被新一代的名将叶挺追着屁股打，最后不得不仓皇逃去四川，彻底退出民国政治舞台——而他在通电上的得力助手张其锽死于半途匪乱，这也预示着他政治生命的完结。

他的遭遇，仿佛真的应了邵飘萍的那句谶言。

不过吴佩孚还不算最惨的，他只是因为通电而挨了几句骂罢了。民国里还有一人，竟是生生被通电气死的。

这个人大家也都认识，就是洪宪朝的初代与末代皇帝袁世凯。

袁世凯麾下有一个人，不是北洋系出身，却最得袁信任。这个人叫陈宦，号称湖北三杰之一，与吴禄贞、蓝天蔚齐名。他本来是黎元洪的幕僚，后来投靠了袁世凯。袁世凯逼黎元洪来北京，就是派陈宦亲自去武汉迎接，被人讽刺说“陈宦押解黎元洪进京”。

陈宦本人颇有智谋。二次革命的时候，黄兴、何海鸣，江西的李烈钧，安徽的柏文蔚以及福建的孙道仁各自起兵，组成四省联军，还煽动蒙古、陕西、甘肃从北洋背后起事，声势十分浩大。陈宦安居平五路，派出蒙藏院院长贡桑诺尔布、范熙绩参谋本部科长李炳等分赴蒙古、云贵各地安抚，给正面战场创造了有利环境——顺便一提，这个贡桑诺尔布是蒙古电报第一人，内蒙古电报的网络赖他得以发展。

陈宦这个人最擅长揣测上意，好玩些小聪明。据说他每次见袁世凯，都事先写好三份不同的建议，分别藏在左右袖子和靴筒里，见了袁世凯以后，先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旁敲侧击打听袁世凯的意见。听好风向，他就挑出与袁意思相近的建议书。袁世凯觉得这人既能干，又会体察上意，而且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皇帝对待，对他极其赏识和信任。

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的时候，就说这小子是第一等人物，然而日后灭亡民国者，必此人无疑。这种评价，和许邵评曹操的话差不多了。陈宦听说以后，怀恨在心，就向袁世凯进了谗言，把一代国学大师幽禁在北平龙泉寺内。

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时候，就已经对亲信露出想当皇帝的想法。段祺瑞和冯国璋一直持反对态度，只有陈宦见风使舵，说大总统如果不当皇帝，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袁世凯大喜过望，不仅委以其西南重任，还让他跟自己儿子袁克文拜了把子。在他离京赴任的时候，倾城相送。整个民国时期只有三个人享受过这种待遇，一个是黎元洪，一个是孙中山，还有一位就是他陈宦。给一个非北洋系的人如此面子，终袁一世也没第二个人。

袁世凯万万没料到，陈宦既然能出卖黎元洪，自然也能出卖袁世凯，而且这一次出卖得又狠又辣，一封通电就直接要了他的命。

这就要从袁世凯称帝说起。袁世凯在1915年12月12日称帝之后，举国大哗，无不愕然。一时间舆论滔滔，反对帝制之声四起，别说梁启超、孙中山这些一贯看袁世凯不顺眼的敌人，就连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心腹也对他大为不满。但袁世凯一生大风大浪都经历过，这些问题都不放在眼里，真正让这位一代枭雄心惊胆战的，却是他宿命中的天敌蔡锷。

蔡锷与袁世凯可谓是生死冤家，恨不置对方于死地。当日蔡锷被袁世凯软禁北京，几乎被杀。这一次袁世凯逆天忤民，蔡锷岂会置之不理？于是距离袁氏称帝仅仅过了13天，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成立云南都督府与护国军，开始了讨袁护国，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护国运动”。

当时全国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反帝情绪蓄积到了极限，只欠一根引线。云南一宣布独立，正如平地里响起一声惊雷，登时引燃了全国的反袁浪潮。一时间各地都纷纷通电独立，斥责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行径。

刚刚当上皇帝的袁世凯没想到自己如此不得人心，焦头烂额。他深知欲要压制这股浪潮，必先扑灭挑头的护国军。当时护国军挥师三路，分别攻向广西、贵州和四川。其中四川是兵家必争之地，护国军出动了主力第一军，由蔡锷亲自挂帅。袁世凯对蔡锷极为忌惮，不敢怠慢，连忙电告时任四川督军的陈宦，勒令他务必集全川之力，打败蔡锷。为了壮他的声势，袁世凯还调拨了张敬尧的北洋第7师和其他几个师来助战。

北洋军装备精良，但却因为称帝事件而导致士气十分低迷，许多士兵心存疑虑，比不得士气昂然的护国军。从1916年初开始，北洋军与护国军在叙府、泸州、纳溪大战了数场，护国军在蔡锷的指挥之下，逐渐摆脱前期劣势局面，还成功策反了刘存厚部，让北洋军的军心大乱。到了1916年3月底，护国军终于打破了重镇泸州，川中震动。

而陈宦这时候在作什么呢？他开始的时候确实不负袁氏所托，打起精神与护国军周旋，还颇打了几个胜仗。可全国局势逐渐有了变化，他就和所有善于揣摩上意的“聪明人”一样，开始犹豫了。他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关注全国局势，发觉袁氏已经不得人心之极，除了北京筹安会那一群人以外，没有人肯帮他说话。自己究竟还要不要效忠袁世凯呢？陈宦那个时候也充满了矛盾，派了人去四处去探其他督军的口风，自己却难以下定论。

等到护国军攻拔泸州之后，陈宦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便暗中指示自己一位手下将领去与护国军谈判——这位谈判代表也并非凡人，他叫冯玉祥——冯玉祥本来就同情护国军，又佩服蔡锷。两下倾谈之后，蔡锷看破了陈宦心中困惑，连写了数封书信，让冯玉祥带给陈宦，对他晓之以义，示之以利。

陈宦一边顾念着袁氏大恩，一边还担心着自己今后的前途，左右为难。四川军旅庞杂，不是他自己想独立就能独立的。何况袁世凯虽然待自己不薄，北洋其他军阀却根本不买他的账，根本不把他算在北洋系内。即便是袁世凯，也对陈宦不放心，不仅在他身边安插眼线，还派曹锟入川，来监视他的动静。

陈宦思忖再三，最后决定去请教一下自己当年在京师大学堂时候的老师，骆成骧。

这位骆成骧骆老先生可不是一般学者，可算是民国一代名人，在四川享有极高的名望。骆老先生籍贯资中人，光绪二十七年乙未科殿试第一，和著名的实业家张謇是同科，人称末代状元。可不要小看这个状元的名衔，要知道，有清260余年，四川一省只出过这么一个状元，可见他在川人中的地位。如今成都的落酱园巷，其实原名就是骆状元巷，是他在成都的居所，音讹字转成了如今的名字罢了。

这一位老先生一生耿直，当年他跟同学联句，对方出句是“至穷无非讨口”，他脱口而出：“不死总要出头！”其性格可见一斑。殿试之时，骆成骧面对光绪帝毫无惧色，侃侃而谈，策论中直斥国事，连慈禧太后都被批了几句，让递卷子上去的太监惊出了一身汗。光绪帝对骆成骧十分欣赏，点他中了状元之后，就一直委派他在各地兴办教育，整顿学务。陈宦就是他在担任京师大学堂首席提调时的弟子。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身为帝党的骆成骧被迫回到四川。经他之手，四川学务风气为之肃然，许多四川著名学府均是出自他的经营，门生无数。后来民国初兴之时，骆成骧的影响力已经大到不须选举，直接被袁世凯委任为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

骆成骧有着旧知识分子的气节，思想却不顽固，而且公私分明。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之时，他感于光绪帝提举之恩，写下“纵是瀛台亲笔点，皇清添个送丧臣”的诗句，予以哀悼。但他却在山西臣工奏请清室逊位表章上签了名，表明了自己政治上的公义立场。据说隆裕太后在奏章里看到他的名字时，不由得大哭，感慨说：“连骆某人都这么认为啊。”（骆某亦谓当如是耶？）足见朝廷对其重视程度。

陈宦之所以来找自己这位老师，除了因为骆成骧名气大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骆成骧当初在辛亥革命的境况与他很相似，都是故主恩重，形势迫人。当时革命风起云涌，清廷已是岌岌可危。骆成骧一方面签名联署劝清廷逊为位，表明立场；一方面他又禁止自己家人参与革命，说“清政久失人望，不免于亡，予岂不知？然革命事业，人可为，汝不可为，以吾家所受知遇，非众比也！”以表示自己顾念旧恩。他的这种举动虽被许多激进革命党人嘲讽，却颇赢得老百姓和社会舆论的赞同，都说他知恩图报，公私分明。

陈宦此来，自然也是想请教老师这方面的经验，来解决自己眼前的难题，既顺应了局势，也不至留下骂名。

骆成骧对袁世凯什么态度，其实川中可谓是尽人皆知。袁世凯称帝之前，让筹安会在各地大造舆论。他派了成都知县去拉拢骆成骧，让他担任川、滇、黔三省筹安会会长，老先生丝毫不卖袁世凯面子，直接把说客骂出了门。1912年1月16日，骆成骧的一位同乡、同盟会员杨禹昌（注3）同张先培、黄芝萌三人和严伯勋于在北京丁字街炸袁世凯未遂，被捕牺牲。骆成骧不顾个人安危，慨然把杨禹昌的血衣、书信等遗物从北京带出来，送回资中杨家祖坟，并亲撰碑文《杨烈士节略》。

注3：杨禹昌、张先培、黄芝萌和炸死宗社党良弼的彭家珍合称为四烈士，合葬于南京西郊，墓碑至今尚在。

陈宦这时候偷偷摸摸前来拜见老师，他的心情和目的也是昭然若揭。骆成骧对自己的这一位学生不是很喜欢，他觉得若反袁就该堂堂正正地反，不可首鼠两端。你来拜访我这一贯反袁的老头子，自然心中已有定见，又何必偷偷摸摸，派许多卫兵守住门前，唯恐别人知道呢？

但是陈宦贵为四川督军，影响力巨大，不可轻觑。骆成骧目光如炬，心知若要让北京那位洪宪皇帝吃瘪，从这位袁氏亲信入手是最好不过。于是他面授机宜，对陈宦说如今局势滔滔，反袁已是势在必行。你深受袁氏大恩，倘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