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影小说

密码是人类通讯史上永恒的主题。电报作为一大载体，关于电报加密与解密的故事，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清末中国虽然引入了电报和随之而来的密码概念，却不谙其道，只是机械地按照洋人教习操作，却未能从本质上加以重视。反倒是日本方面，早早就设立了专门负责监听、破译的电信课，培训相关人才。

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为了汇报他和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会谈情况，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总理衙门拍发了一份长篇电报，其中包含了陆奥宗光给中国政府的绝交书函件全文。孰不知他已经中了日本外务省的圈套。

按照通常的惯例，绝交书应为日文，由清国驻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再加密，拍发国内。可汪凤藻拿到的绝交书，却是已经译好的中文稿件，而且译得四骈六丽，流畅无比，无一字疏漏。

这封译稿出自日本外务省的一位牛人中田敬义。他是个中国通，外务省汉语学所的高材生，精通官话、上海话和闽南语，华文水准高到可以和中国大儒作诗唱酬，还曾写过《明治初期的支那语》等一系列汉语学习名著。这次日清谈判中，他也是作为日方代表之一出席。

当时外交决裂，形势万分火急，汪凤藻见中田敬义译的漂亮，不虞有诈，直接让机要员译成密电发回国去。

这封电报走的是东京-长崎-上海线，要在日本中转两次。外务省通过这两次中专，搞到了一份密电抄件。日本负责破译、分析的电信课长佐藤爱磨亲自上阵，和中田敬义一起合作，根据电报的长度进行分析，并取来陆奥氏的原文对比，很快就摸清楚了中国的密电码。

可悲的是，中方一不知道密码已经被破解，二在整场战事中，这份密码竟然都没有更换过。于是中国陆、海军的调动情况、朝局的动向自此都全部摊开在日本人的面前。这样严重的情报不对称，再加上军事方面的实际差距，清朝最终一败涂地。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许多国人——尤其是政客——意识到了电报密码的价值。等到电报开始民用普及之后，无论政府、公司还是个人，都纷纷用起了密电。于是清末民初时期，稍微有些身份和影响力的人，手里除了有一本明码电本以外，都还要带着一本自己专用的电报密码本。

中国最流行的加密方式，在密码学上叫做位移式。这种加密方式说来简单。只消事先约定汉字的编码数字增减，就可以随意进行私人之间的机密交流，大大降低了加密的门槛，只要具备最基本的运算能力，就能用得上，而且保密效果良好。比如说蔡锷在北京准备去云南，就事先跟梁启超约定一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我”字设定编码减少301，“自”字设定编码增加200，等等等等。

等到蔡锷从北京顺利逃走了，就给梁启超发一封电报，电文的内容是“自密诘倬厄峙匝裳”，完全是一封天书。其实前两个字是用的明码“自密”。梁启超一翻编码表，哦，明白了，这封电报是用“自”字加密的。他就把“诘倬厄峙匝裳”六个字的数字编码都找出来“6113/0213/0618/3969/0560/5951”分别减去一个200，就成了“5913/0013/0418/3769/0360/5751”，再按照编码表回译，就成了“袁世凯王八蛋”。

当然，这不是真事，只是我为了叙述方便而设计的一个历史场景，但也并非无本可据。历史上蔡锷确实和梁启超有过类似的来往。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怀疑蔡锷要对他不利，派人搜查过蔡将军在北京的居所，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他所使用的电报密码本。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蔡锷生性机警，那几十本密码早就藏到了天津梁启超家的枕头底下。

相比之下，李烈钧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被北洋军打得头破血流，密码本落到袁世凯手里，袁世凯立刻查到了他和国会内国民党议员企图武力反袁的密电，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可见这种电报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国确实相当流行。

交换密码本还被视作一种推心置腹的信任。比如袁世凯为了刺杀宋教仁，授意赵秉钧拉拢了一个大字辈青帮成员应桂馨，赵秉钧还在北京亲自接见他，除了给了5万大洋，还交给他一本国务院用的密码本，应桂馨从此死心塌地——不过成也密码，败也密码。宋教仁遇刺以后，巡捕房正是通过这本电报密码本才证实了应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应桂馨在3月2日用这个密码发给赵秉钧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后来以“应密冬电”成了刺宋案关键性的证据之一。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谈判期间，也曾派钱芥尘去南京跟蒋介石交换过密码本，既是为了联络方便，也是示以诚意。

可见电报用的密码本，属于极为关键的机要文件，一般要人无不是亲自携带，唯恐言传六耳，事泄不密，必要时甚至亲力亲为，译电都不让他人沾手，慎重之极。即便是贵为一国总统的袁世凯，也曾经亲自译过电报，以保机密，这也算是一段民国轶事。

这事要从张振武说起。张振武是武昌首义元勋，他在起义之时，反对把时任都督的黎元洪推出来当领袖，两人怨恨从那时就已经积累。民国之后，因为在沪购买军火、编练新军、楚望台军械所守兵哗变等一系列问题，张振武和黎元洪龃龉频生，两人在湖北政坛勾心斗角，积怨日深。到了1912年的时候，黎元洪和张振武已经是闹得不可开交，势同水火。黎元洪遂动了杀心，只是碍着张振武的声望太大，不敢有太明显的动作，便设下一个调虎离山之计。

他请袁世凯邀张振武进京担任总统府顾问，使其远离湖北老巢。张振武不知是计，还以为是袁世凯格外赏识，欣然赴京。他抵达京城之后，袁世凯盛情款待，优待有加。张振武更是放心，还时常宴请宋教仁等同盟会的朋友，畅谈共和大计。孰不知他前脚离开武昌，黎元洪就立刻发了一封密电给袁世凯。

这一封加了密码的电报在1912年8月13日深夜才送到袁世凯府邸。袁世凯一看是黎元洪发来的，而且用的是最高级的加密，便知道一定跟张振武有关。他情知此事干系重大，绝不允许有丝毫泄露，否则国会议员知道，又是好大一场风波。于是袁世凯决定不交给机要员去翻译，而是自己亲自动手。不巧的是，他的密码本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钥匙却找不到了。此时已经是深夜三点多，如果不能尽早译出，等到张振武有所觉察而逃出北京，别说黎元洪，就是袁世凯本人也要有大麻烦。

情急之下，袁世凯一个电话把梁士诒从被窝里拽了出来。梁士诒是袁最信任的几个亲信之一，他手里有保险柜的备用钥匙。听到袁世凯的召唤，梁士诒不敢怠慢，连夜带着钥匙赶去袁府。袁世凯拿到钥匙，打开保险柜取出密码本，找了一间密室开始逐字逐句翻译，梁士诒则一直等在外面。

黎元洪这份电报兹录全文如下：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闒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颍悲痛，不尽欲言。”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袁世凯翻译完以后，不顾腰酸背疼，先通读了一遍，不禁楞在那里，他没料到黎元洪下了这么大决心，竟要用苛烈手段来直接把张振武正法。他立刻让梁士诒把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几个心腹叫来商议。袁世凯唯恐自己翻译的密电有错误，误解了黎元洪的意思。梁士诒建议说不如回一份电报给武汉，让黎元洪确认一下。这一天袁世凯就没离开府邸，一直等到15日凌晨，黎元洪复了一份电报回来，这一次用的是明码，没那么多四骈六丽，只简单地说“元电（13日）确系本人主张”云云。袁世凯这才明确地知道黎元洪的主张，当即签署了一份处决令。

15日当天晚上，段芝贵带着这份处决令去赴张振武在六国饭店的宴会，席间隐而未发。等到宴会散后，张振武乘马车走到大清门栅栏，埋伏在这里的兵丁一涌而上，把张五花大绑，押解到玉皇阁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把黎元洪的电文亮出来给张振武看了一眼，张这才明白自己为何被缚，可惜为时已晚。几分钟后，一代武昌元勋被枪决。

张振武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舆论大哗，国会议员更是义愤填膺，叫嚷着让总统出来给个交待。袁世凯推托不开，只好两次发布答辩书，辩称此事系根据黎副总统密电处理。至于密电的内容是什么，他打死也不敢公开，只是让议员们去问黎元洪。

不知道那些议员如果知道这封密电还是袁大总统亲自操刀辛辛苦苦翻译的，是否会稍微宽宥一二。民国电文虽多，像这封由一国总统亲手译成的，却是极少见。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密电翻译，委实干系重大，不可不慎。

其实袁世凯如此谨慎，也是有前车之鉴的。

在清末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关于密电的失误，以致于差点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第一件事发生在1898年，主角是康有为康圣人。

光绪二十四年，维新变法如火如荼之际，中国一派中兴气象，俨然要成为第二个日本，迈入强国之列。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主使者和精神领袖，风头一时无二。然而光芒之下，却是暗流涌动。维新不过持续了一百天不到，就已经危机四伏。满朝文武阳奉阴违，几位重臣荣禄、奕劻心怀不轨，就连在幕后的慈禧太后也开始磨刀霍霍，打算对这一群大逆不道的家伙动手。

光绪皇帝虽非明君，这点政治嗅觉还是有的。光绪曾经颁给过杨锐一纸衣带诏，其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足见这位皇帝对于未来的态度已经相当悲观。尽管谭嗣同建议说可以拉拢袁世凯作为靠山，光绪仍旧心绪不安。他唯恐压在头上的“老佛爷”突然翻脸砸下来，让自己这一派全军覆没，于是便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连续召见袁世凯，极力笼络；一方面又下旨派康有为前往上海，名义上是督办《时务报》，其实是有意想让这位康圣人离开北京这个龙潭虎穴，留下维新派的一点骨血。 康有为开始坚决不走，光绪皇帝再三催促，甚至在托林旭转交的密诏里都说出了“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这种露骨的话出来，可见局势之危急。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于是在1898年9月18日（农历八月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慷慨激昂地把兵变计划一说，逼着袁世凯表态。袁世凯当时满口答应参与兵变，算是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康有为见大局底定，这才放下心来。其实那时候，慈禧早已控制了光绪，袁世凯

于是到了9月20日，康有为把兵变计划留给梁启超与谭嗣同，自己只带了一个仆人坐火车前往天津，打算坐海轮到上海去。巧合的是，袁世凯也是这一天坐火车回天津，至于他到底有没有心思杀荣禄，在火车上有无见到康有为，就不得而知了。

康有为当晚直接在塘沽下了车，他订的是海晏号客轮，上了船以后，康有为被告之因为机械故障，要第二天下午四点才能启航。这条船归中国轮船招商局管，康有为唯恐船上有荣禄的耳目，索性下了船，在码头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他绕过招商局的轮次，特意选了一条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重庆号，于上午11点离开塘沽码头。

这一走，真是险之又险。因为几乎就在康有为登船的同一时刻，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了戊戌政变。这一次政变的起因，有学者认为是袁世凯回到天津之后立刻向荣禄告密所致；但也有人认为是维新派行事不密，反被慈禧先动了手，袁世凯见大势不妙，这才慌忙向荣禄坦承兵变计划。无论哪一种说法为确，总之慈禧太后在9月21日使出了霹雳手段，先把光绪幽禁在瀛台，然后由步兵统领崇礼亲自挂帅，率领3000缇骑在北京城内外大举搜捕。京城一时间腥风血雨。

康有为作为维新首脑，是慈禧太后点名要抓的重要人物。步兵统领衙门在政变后第一时间包围了他在宣武门外的南海会所，结果只在厕所里搜出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崇礼又派人去捉梁启超，结果梁启超也在伊藤博文的庇护下躲进了日本使馆。最后只抓获了谭嗣同、林旭等六人。

慈禧太后对于没捉到康有为非常不满，勒令务必捉拿归案。就因为康有为一个人，先后关闭了北京九门两次，停运了京津铁路三回。最后步兵统领衙门才调查清楚，原来康有为早就坐火车去塘沽了。

这时候慈禧太后就体会到电报的好处了。虽然康有为早逃出去了一天，但他再快也不及电报快。于是一通电报打到了直隶总督衙门，谕令天津全城戒严，让荣禄严厉搜查康有为的行踪。康有为的计划里，曾经有杀掉荣禄，夺其兵权的内容。荣禄听袁世凯说了以后，又气又怒，此时自然更不能放过康有为。聂士成、董祥福两部兵勇把天津周围翻了一个底朝天，最后在塘沽码头发现康有为登上重庆号的记录。

这时候，重庆号已经启航足足有一天多，寻常轮船根本追赶不及。荣禄不甘心让康有为在自己手里逃走，这时便有人向荣禄建议说：而今之计，如欲追上重庆号，只有派出北洋水师中最快的飞鹰号快艇。

北洋水师自甲午海战之后精锐尽失，元气大伤，一直到1896年才在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推动下重建，飞鹰号快艇（快艇即如今之驱逐舰）就是在这期间购入的。该船是由建造过定远、镇远、济远等北洋名舰的德国伏尔铿(Vulcan)造船厂制造，于1895年下水。飞鹰号船身长259.2英尺，吃水12.6呎，排水量850吨·，是唯一一艘拥有四烟囱的舰艇，推动力高达5400马力，航速最高可达22海里，还配备了两门克虏伯炮与三支鱼雷发射管，是重建后北洋水师中仅有的两艘驱逐舰之一。以它的速度，想追上航速只有12节的重庆号绰绰有余。

此时飞鹰号正停泊在大沽口。荣禄立刻给飞鹰号管带、后来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海军上将刘冠雄下了一道命令，让他马上拔锚启航，不惜一切代价追上重庆号，捉到康有为后就地正法。刘冠雄是甲午海战后硕果仅存的几位海军提督，他接到命令以后，立刻出动。不料飞鹰号在海上开了一段时间，刘冠雄却突然返航，报称说因为出发匆忙，船上煤水没有加足，不堪续航。荣禄虽然大怒，却也无可奈何，因为飞鹰号当时确实与僚舰飞霆号刚刚结束训练回航，停泊不足三小时即被命令出发追击。

关于飞鹰号为何突然停止追击，历来众说纷纭。有说飞鹰号确实因煤尽而被迫返航；有说追击途中飞鹰号锅炉发生了爆炸；比较传奇的一种说法认为，刘冠雄是有意为之，因为刘冠雄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流学去过欧洲，思想上很先进，十分支持维新变法，想故意放过康有为。

后来飞鹰号的故事并未结束。辛亥革命后它曾参与护法运动，南下广州，遂被编入粤海军第四舰队，在与陈济棠的冲突时被飞机击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军击沉驱逐舰的记录。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康有为浑然不觉自己在鬼门关里走过一遭，他也不清楚北京城内发生了什么事情。重庆号在9月22号抵达烟台补充燃料，要停泊数个小时。康有为一来想散散心，买点水果吃；二来也打听一下局势，无论兵变成功与否，现在应该都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在烟台一定能探听到什么风声。

就在这时，慈禧太后的密电也已经送到了登莱道衙门。原来慈禧太后怕荣禄在直隶辖内捉不到康有为，早已给从天津到上海的沿岸码头都发出了语气严厉的加密电报，电称康有为毒杀光绪，畏罪潜逃，各地码头一旦发现重庆号靠岸，立刻派人上船拘拿康有为。

烟台自《天津条约》开埠之后，一直是通商重镇，亦是上海联系北京、大沽、大连等地的南北电报枢纽。水下陆上电线纵横，中外电报俱集中于此处中转。慈禧的缉捕令第一个就拍到了烟台登莱道衙门。

按说登莱道衙门接到密电之后，应该立刻封锁码头，派人严密监视，可是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

由于早期中文密码编制过于简单，查阅调看的手续又异常繁琐，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不能及时应变。所以自从清政府启用电报为官方正式通讯手段后，为了确保不让人假传圣旨，特别规定了一定级别以上的大员都可以看电报底稿，确认电报上自动收报的军机号头，此命令才算有效。但是同时又有规定，来电的密码本只有少数官员才能持有。

可巧的是，那天登莱道台李希杰前往胶州，这位大员还颇有职业素养，知道密码本的重要性，随身带着。这一带不要紧，他手下大大小小十几名官员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密电里说了些什么。朝廷有严格规定，哪一密级的电报由哪一级官员译出，不得僭越。慈禧太后发电时用的是最高密级，衙门的电报生只能翻译出加密的内容，至于内中说了些什么，除了李希杰的电报本，整个烟台谁也破译不了。

晚清官员，大多颟顸。既然破译不了，那就搁着吧，反正密码本是李大人带着的，出了事也是他的责任。于是道台衙门就把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搁在了一旁，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

康有为不知道自己又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他悠哉游哉地在码头上买了点水果，又打听了一下北京局势，就回到了重庆号上。重庆号开走半天，李希杰才晃晃悠悠回到衙门，他一看有一封北京来的密电，连忙取出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脸登时就白了。

这可是要杀头的大罪呀。

自从有了电报这个新通讯工具之后，清政府在考评官员时多了几条关于电报的标准。一是要对密码本进行严格保密，不得假手旁人；二是有密电来时，一定要及时译白执行，不得延误，还详细规定了泄密扣薪俸多少，延误时日要扣除薪俸。李希杰第一条执行得很好，第二条可就麻烦大了。何况这封电文是慈禧太后亲自下令的，他这个失误跟抗旨这等大罪也差不多了。

上海道与登莱道不同，道台蔡钧接到密电之后早已经严阵以待，只等重庆号自投罗网。亏得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从中斡旋，派了一个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职员在吴淞口先拦住重庆号，找到康有为，把慈禧的密电给他看，康有为这才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他当即被英国人转移到英国轮船皮莱瑞号，然后转送香港，旋即出国，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

至于李希杰，他因未译电报而耽误了捕拿康有为的行动，慈禧太后得知后十分震怒，批了一个斩立决——他当初在烟台租界勘界时为洋人作伥，坏事作尽，这也算是一桩报应吧。

慈禧在北京发动政变，不过中午之时，在天津的荣禄便已知道；康有为出逃不过三四日功夫，通缉令便已经传遍沿海各省。而若不是在北京的英国人获知清廷密电，及时转拍给上海总领事馆，恐怕康有为也早丧于慈禧之手。这种信息传递的效率，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电报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可见一斑。

第二件事发生在1896年，故事的主角是中华民国一代国父孙中山。

当时的孙中山名字还叫做孙文，还远没有后来的风光。他在头一年组织了广州起义，可惜起事泄密，整个行动被总督谭钟麟扼杀于襁褓，还白白折损了一条臂膀陆皓东。在扑灭广州起义后的第二天，清政府即下令在全国通缉孙文，悬赏花红银一千元的布告甚至贴到了西贡和新加坡，并加派了大量密探追查他的踪迹。如何利用电报的迅捷手段来扑灭国内外危险势力，清政府这时候已经是玩的十分熟稔，通缉电报打到了清政府驻海外几乎所有使馆，差不多成了全球通缉的阵势。

在这种形势之下，孙中山不敢在国内多作勾留，他先去澳门，再避香港。香港的一位律师朋友建议他立刻出境，于是孙中山匆匆坐船抵达日本神户，在神户割掉辫子割掉，改换西服，表示与清政府彻底决裂。1896年初，孙中山携妻子卢慕贞与孙科前往夏威夷，接着又辗转前往美国本土。当时三藩市华人数量最多，于是孙中山前往那里，还在唐人街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进行捐款。巧合的是，恰逢李鸿章差不多也是同时开始动身访美，清政府在美国的情报活动空前频繁，唐人街上的密探特别多。孙中山在唐人街一开口，密探立刻将他的行踪汇报给了清政府驻华盛顿的公使，说此人形迹作派，很象是通缉令上的孙文。

时任美国公使的是杨儒，这是一位晚清名臣，素以铮铮铁骨而著称。他后来转任俄罗斯、奥地利、荷兰三国公使，在与俄罗斯人谈判护（中东）路及东北问题时，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条约上签字，态度之硬，胜过西伯利亚的石头，最后把一盘败局生生掰和，自己却病死在彼得堡，算得上是条好汉。

接到孙中山抵美的秘报时，杨儒正安排李鸿章访美的诸项事宜，忙得焦头烂额，一听到孙中山已到了旧金山，立刻头大如斗。他深知兹事体大，生怕这个极端危险的革命党人会对李鸿章作出刺杀或者人肉炸弹什么的，立刻取出孙中山的照片给密探辨认。密探确认在唐人街演讲的，正是那个胆大妄为的孙文。可是作了四年驻外使节，杨儒知道，孙中山如今在在美国的领土之上，他们这些使臣没有拘捕的权限。他立刻约见了时任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宣称这个狡猾的孙文是企图推翻中国政府的危险分子，希望美国能够协助拘捕，最起码也要仿效港英政府，把他驱逐出境。这个要求被奥尔尼拒绝了，而且警告杨儒不可以在美国领土上有什么轻举妄动，否则可能会发生外交冲突。

依着杨儒本来的性子，怎么也要跟国务卿吵上一吵，可这件事上清政府确实理亏。杨儒没办法，只好雇佣私家侦探对孙中山如影相随，密切关注他的行踪。孙中山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他打算借这次机会去各国考察一番，第一站就定在了大西洋彼岸的英国伦敦，因为他在香港时候的老师康德黎此时恰好住在伦敦，可以顺道去拜访一下。

孙中山的欧洲出行计划立刻就被杨儒派出去的密探侦知。杨儒知道在美国对他无可奈何，也许在英国还有机会，便立刻把孙中山的行程发电报给了驻英公使龚照瑗。龚照瑗这个人与电报渊源也不浅，早在国内时就住持过长江内水电报的建设，也是个精通洋务的人物。此时他接到杨儒电报，不敢怠慢，立刻着手安排人手，同时发电报给国内请示行动。国内很快给了批示，让他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孙中山弄回国来。龚照瑗原本派了参赞马格里去英国外交部，希望英国政府协助拘捕，结果英国人和美国的回应完全一样，不仅拒绝了龚照瑗的请求，还警告说别乱来。这让他左右为难，苦思无良计，只得姑从杨儒旧计，雇佣了数名私家侦探，一俟孙中山登陆，即行严密监视。

1896年9月23日，孙中山乘坐白星航运公司的麦竭斯底号客轮（S. S. Majestic）跨过大西洋，抵达利物浦，然后坐火车在10月1日到了伦敦。他的打算是在英国盘桓几日，然后再去巴黎考察农业。孙中山开始住在赫胥旅馆，后来应他老师康德黎的邀请，在霍尔旁区附近的沃里克小巷租了一间公寓，甚至还改了一个名字，叫陈载之。

孙中山和这位康德黎老师的关系匪浅。当初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时候，康德黎就是他的老师兼教务长，“孙博士“这个头衔还是康德黎亲手颁发给他的，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有意思的是，这所香港西医书院并未在政府立案，从那里毕业的学生无法取得行医执照，所以孙中山那一届学生，一同拿到毕业证书的只有一个叫江英华的学生。他们当年解剖学考试的卷子，如今还有留存。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香港就是找康德黎寻求庇护，后来康德黎返回伦敦途中在夏威夷碰到孙中山，邀请他去英国，他这才有了游览欧洲的计划。

龚照瑗得知孙中山落脚沃里克小巷后，颇有些惊讶。如果仔细查看伦敦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孙中山这间公寓离中国使馆离的很近，他为何甘心住的离虎口如此之近呢？龚照瑗召集一批随员商议，最后他的侄子龚心湛分析说可能是因为孙中山本人也十分渴望了解国内情况和对自己的通缉声势，而想知道这一切，就必须要通过中国驻伦敦使馆。龚照瑗觉得言之有理，遂下令让使馆内工作人员都提高警惕。

龚心湛的分析颇为到位，孙中山确实是想摸清楚国内各界对广州起义的反响如何，是否民智籍此而开，从而具备继续发动革命的成熟条件。康德黎曾经半开玩笑地问过孙中山，说你住的地方和使馆很近啊，去访问过没有，孙中山不置可否。后来在与另外一位英国朋友聊天的时候，孙中山还向他打听驻英使节的名字，流露出自己想去使馆一探究竟的意愿。

孙中山作为一代革命党人，胆识过人，他觉得自己用的假名字，去中国使馆应该不会被识破——就算被识破了，使馆也不敢把他怎么样，有杨儒前车之鉴，龚照瑗又哪敢甩开英国外交部自己蛮干，擅自拘捕。要知道，当时中英之间并没有引渡协议，就算他刺杀了慈禧太后，清政府都别想在伦敦对他作些什么。这些事情孙中山都仔细地研究过。

于是在10月10日，孙中山大摇大摆地走到中国驻伦敦使馆，迎头碰到了当时在英国学铸炮的一个学生宋芝田——此人后来官拜北洋陆军中将，是民国少有的几个以军工技术封将的人才——孙中山问他说使馆里有广东人没有。宋芝田说有个英文四等翻译官邓廷铿，是广东人。孙中山就走进去，找到邓廷铿，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个人用粤语开始拉起家常来，十分亲热。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其实两人在广州曾经见过一面，不过这都是后话，当时可谁也没想到。

俩人闲聊了许久，相约隔日去海口见见其他广东老乡，孙中山还旁敲侧击地问他如果穿西装回国是否会受阻挠。眼看日落西山，孙中山掏出怀里一块金表看看时间，说我差不多得走了。这块金表是旧金山一位华侨送给孙中山的，款式在当时颇为新颖，邓廷铿看着喜欢，就要来玩赏了一下。

这一玩赏，可玩出了问题。邓廷铿接过金表，看到表盖上赫有一行英文，乃是“孙”字的拼写，联想到近日孙中山就在伦敦活动，龚公使也警告说他可能会改装身份潜入使馆，心中立刻有了答案。邓廷铿表面上不动声色，客客气气把孙中山送出使馆，转身立刻通知了龚照瑗和龚心湛。

这可真是瞌睡时送个枕头，龚照瑗正发愁如何在伦敦地界拿下孙中山，他没想到猎物居然自投罗网，心中大喜，他与龚心湛以及使馆的其他两位参赞计议了一番，觉得这真是天赐良机，绝对不可以放过，遂设下一个圈套。

第二天上午，孙中山兴致勃勃地来到使馆来找邓廷铿，打算一起去探望老乡。邓廷铿把他先稳住，说下午两点再去，先招待他吃了个饭。酒足饭饱之后，邓廷铿拉着孙中山，引荐给参赞马格里（Macartney Halliday）

这位马格里也是晚清奇人之一。他是个美国人，咸丰八年以军医身份来中国，后来还加入了戈登洋枪队，协助李鸿章剿灭太平军，还娶了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的侄女当老婆。苏州杀降事件后，戈登与李鸿章势同水火，多亏了这位马格里从中斡旋，才算平结此事。马格里从此加入淮军，依仗自己的洋人身份帮着李鸿章办理洋务，还加入中国国籍，改了字叫清臣。后来他主持的金陵造炮局在大沽试炮失败，炸死了七个人，被撤职闲置。郭嵩焘派去英国出使时候，把他也带了去，从此就以美裔中籍职员的身份出任参赞一职。

孙中山早闻马格里之名，这次居然能见到本尊，不喜过望，开始大谈中国洋务与维新问题。他先夸奖了李鸿章一番，然后又说中国如今在国际备受欺凌，皆因不重视洋务的缘故，中堂大人孤掌难鸣，须早变民主云云……马格里与邓廷铿早有计谋在胸，也只由着他慷慨激昂。

等到孙中山客套完了，邓廷铿又拽着他上了使馆二楼，去见另外一位广东籍随员李盛钟。过不多时，马格里假装走过来，说国内来了电报，密级很高，请邓廷铿亲自译出。邓又拽着孙中山上了三楼译电室，一步步引着他进入毂中。

到了三楼房间，邓廷铿把孙中山一把推进去，当即落锁。马格里在外面对孙中山说：“你不是姓陈，你金表里刻着孙文二字，肯定就是那个通缉犯。现在奉了龚公使的命令把你拘禁在这里，我们已经发电报到国内总署了，等到总署回电以后，才能把你放出来。”孙中山身陷囚囹，追悔莫及，还想跟邓廷铿套套近乎，问能不能允许他返回寓所拿些日用的东西，也被拒绝。

龚照瑷拿下孙中山之后，立刻给总理衙门拍了一封密电，说孙中山自己来到使馆，已经被控制住了，请总理衙门迅速回电指示下一步行动。孙中山被抓只是万里长城第一步，从伦敦到北京千里万里，如何把他绕过英国人耳目活着带入境内，还是个难题。

龚照瑷一边指示看管好孙中山，派了一中一外两位随员24小时监视，甚至连窗户都用木条钉好，水泼不进；一面拨出7000英镑，租了格莱（Glen）公司一艘2000吨的轮船，定制了一个大木箱，一俟总署复电，就立刻把孙中山装到箱子里运出英国。他们作事很细心，特意选择了一条外籍轮船，而不是不列颠籍船只，这样即便事后英国人觉察到，也无法在苏伊士河予以拦截。

而孙中山被囚禁在方寸之间，却仍旧没放弃希望。他先后数次强调使馆并无拘捕权，并要求给自己的老师康德黎传递消息。然而中国使馆方置若罔闻，一心要把他弄回国去，他写的几封信都被马格里扣留下来，一封也没有传出去。龚照瑷甚至还派人骗孙中山写下英文的自白书，打算日后会审时作为呈堂证供。

轮船很快就租好了，木笼子也订得了，可偏偏发去国内总理衙门的电报，却石沉大海，再无回应。龚照瑷急得团团转，有心早早把孙中山送走，又没有正式命令，只能命令译电员守在电报机前，随时等着复电。

孙中山乃是朝廷钦犯，总理衙门何以回复如此迟钝呢？至今已成为一个谜团。有说清政府对如何处置孙中山莫衷一是，有主张在伦敦或海船上直接杀之，有坚持必须运此巨匪归国，公开处决以平民议，群议嘈嘈以致耽搁时日；有说是总署的译电员粗心大意，误把头等加急密电搁错了格子，恰逢李鸿章10月3日刚刚出访归国，引起轰动，各国政要拍往中国的电报极多，译不胜译，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

久拖必有生变，就在清政府的复电久候不至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当时使馆有一名英籍工人柯尔（Geovge　Cole），负责每天给孙中山生火送水。孙中山暗自请求他帮忙，开始柯尔不理不睬。孙中山左思右想，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来。

英国那时候大部分平民对远东地区兴趣不大，除了政治家和商人以外，很少有人关心那里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对近东地区尤其是与基督教有关的事情，却格外敏感。其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位的是哈米德二世，他大力推行泛伊斯兰化运动，对信仰基督教、又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亚美尼亚人进行残酷镇压，从1894年登基一直到1896年，几乎把亚美尼亚民族灭绝。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此痛心疾首，笃信基督的民众无不视哈米德二世为恶魔。

孙中山一贯关注欧美时局，对这段历史知之甚详。他便对柯尔说：“你听过土耳其苏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么？”柯尔点头，孙中山见他面露厌恶，知道这次算是赌对了，趁机说：“土耳其苏丹不喜欢基督徒，所以就对他们进行屠杀。其实我也是一样，我是中国的基督徒，希望能够在中国进行改革，可中国的皇帝敌视基督徒，所以指使爪牙来迫害我。你们同情亚美尼亚人，那么也应该同情境况相同的我才对。”

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说动了柯尔。第二天，10月16日，柯尔趁送煤的时候，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

柯尔把纸条送到康德黎手里的时候，已经是10月17日晚上，孙中山已经在使馆被拘禁足足七天。康德黎自从孙中山失踪后，急得几乎发疯，四处奔走不得要领。一直到柯尔送来纸条，康德黎才确认自己学生被软禁了。

康德黎最开始想去找参赞马格里帮忙，结果在宅邸里扑了一个空。他没办法，只能去苏格兰场报案，却未被受理。后来柯尔再次传递消息出来，康德黎这才知道马格里是这起拘禁事件的主谋，龚照瑷已经打算下周递送孙中山出境，假称他是个疯汉。康德黎没办法，直接去了使馆，威胁说此事已报告给苏格兰场与外交部，使馆却拒绝承认内有孙逸仙这个人。

康德黎离开以后，使馆人员立刻汇报给了龚照瑷。龚照瑷见消息已经泄露，总理衙门的电报却久候不至，急得火上房。龚心湛这时又献了一计：龚照瑷的前任是曾纪泽，他在伦敦曾租了栋寓所，如今空置，不如把孙中山秘密转移到那里，然后请英国人来搜查使馆，便可以消除嫌疑。龚照瑷听了很是赞同，但后来一查记录，那间寓所已经被退租了，这条计谋遂派不上用场。龚照瑷只得下令让轮船在附近码头随时升火待命，一经总署点至，立刻开船。

10月19日，康德黎雇了思德兰公司的密探，并通知了附近的警察，把中国使馆严密监视起来，并人手一份孙中山西装短发照片。到了第二天，总理衙门的电报才算是发到伦敦，指示英国公使不惜一切代价把孙中山送回国内。龚照瑷气得把电报撕的粉碎，大骂国内颟顸官僚——这时候外面众目睽睽，甚至还有激进人士打算借助隔壁的房子爬到使馆三楼，撬开木板，救出孙中山。他已经错过良机，没办法把这位囚犯平安地送到船上了。

这时候，康德黎四处奔走的消息传到《地球报》记者的耳朵里。记者找到康德黎，作了一篇专访，在10月22日刊登出来，标题叫做《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详细叙述孙中山被拘禁的经过。是章一刊，舆论一时哗然，包括《泰晤士报》内的各大报纸纷纷予以报道，更有伦敦华侨和留学青年聚集在使馆前大声抗议。

英国首相萨利斯堡（Salisburg）也被惊动，发公文给龚照瑷与马格里，要求立刻释放孙中山。这时候中国使馆终于扛不住压力，马格里只得亲自出面，在10月23日把孙中山送出使馆，交到康德黎和英国外交部代表手里。至此孙中山被困使馆恰好12天。

康德黎后来回忆说，倘若中国使馆早把孙中山运出哪怕一天，他也无能为力，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上帝保佑之故。神学上的事姑且不论，孙中山真正要感谢的，恐怕要是那位把电报放错格子的总理衙门译电员吧。若非这位不知名小人物的一点疏失，一代国父差点就魂断伦敦。

经过这一事件之后，孙中山声明大噪，报纸争相访问，就连中国，都有梁启超主持编务的《时务报》，分别在14、15、17、19、21、28册曾分别译载英国、日本的有关报道，如《英国律师论孙中山被禁事》、《论传言英将控告孙中山一案》、《论孙逸仙》等。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甚至把他收入了《中国名人辞典》。

孙中山把这事儿用英文写成一本《伦敦被难记》，于1897年出版，感动了无数革命志士，至此声望日隆，连被通缉的身价都涨到了50万银元。后来他作了临时大总统，当日出卖他的邓廷铿居然还厚着脸皮跑来与他要官作，气得孙的副官要拔枪把他毙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解围，不与他一般见识，直接轰出了总统府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