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影小说

一说起黄山的美景，有句人人必引的名言：“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大明嘉靖年间，在这座绝景黄山的脚下，曾发生过一起民间官司。这起官司不算大，案情也不复杂，却被诉讼双方硬生生打出了美国律政剧的风采。这起官司的奇崛跌宕之势，比起天都、莲花、玉屏等奇峰亦不遑多让。

故事的主角，是一座古寺，和一座孤坟。

明代南直隶地区有一个徽州府，徽州府一共下辖六县：休宁、歙县、黟县、婺源、绩溪、祁门——其中歙县最大，黄山正好位于歙县的最北端。

从黄山南麓的汤口镇一路南下，大约走上三十公里，地形会陡然一变。在连云叠嶂的山区之间，多出一段狭长如纺锤的盆地。盆地的中央地带，坐落着一座叫呈坎的古朴小镇。

小镇很美，唯独呈坎这个名字有点怪。如果你现在去旅游，千万别相信导游说的什么“游呈坎一生无坎”，那只是附会的吉祥话。

那么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的呢？

其实在汉代，这个地方本来是叫龙溪。到了晚唐，有两个不速之客忽然来到此间，再也不走了。这是一对堂兄弟：堂兄叫罗天秩，号秋隐；堂弟叫罗天真，号文昌。

这哥俩本是豫章的柏林罗氏。唐懿宗在位期间，天下局势一天比一天糟糕。哥俩一合计，得早做准备，找一处能躲避战乱的安稳地方。罗秋隐是个精通天文地理的奇才，他跑到黄山考察了一圈，最终选定了黄山以南六十里处的龙溪落脚，并将其改名叫作呈坎。

这是用的汉武典故。当年汉武帝为了求长生，在建章宫里建了一座神明台。台上立有一尊铜仙人，双手举起铜盘，用来承接早晚露水，饮之可获长生。龙溪周围这片盆地，恰好有一条潨川河流经，俯瞰全景，岂不正像是仙人露水落在承露盘里吗？

对此《罗氏族谱序》里的解释是“盖地仰露曰呈，洼下曰坎”，故名呈坎；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坎”在八卦中属水，“呈”者平地，“呈坎”即水旁平地之意。

罗氏兄弟很快把族人都迁到了呈坎。罗文昌选择在盆地东南的上溪东、下溪东居住，成为呈坎前罗氏的始祖；罗秋隐则选择了盆地西部的后岗居住，成为呈坎后罗氏的始祖。

罗秋隐对呈坎很满意，他特意写了《定居》《定志》二赋，告诫子孙，不要轻信别人言辞迁徙他处，然后溘然去世。他的墓地，选在了其生前居屋以南三里的一处河岸。这里背靠黄龙山，面对潨川河，乃是一处绝佳的风水宝地。

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从呈坎镇向南走，快接近盆地南口有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子，叫作杨干，即罗秋隐埋骨之地。严格来说，杨干是一个大地名，它包括了位于佛子岭附近的下杨干、潨川河畔的中杨干，以及更北方向的上杨干。罗墓所在的位置，正在中杨干旁边。

杨干的这个“干”字，作“水边”讲，正如《诗经·伐檀》里说：“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至于“杨”字，便无从考据了，也许从前在这里住着杨姓什么人。

罗秋隐下葬之后，这里便成为后罗氏一族祭拜祖坟之地，立有墓祠，四时香火，罗氏还拨出专门的田地用来支应日常开销——叫作膳茔。

不得不说，这座坟的风水确实好。从那以后，呈坎后罗氏人才辈出，在宋代比较著名的有罗秋隐八世孙、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的罗汝楫——不过这位亲附秦桧，参与迫害岳飞，所以后人不太愿意提，倒是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大才。

四子罗颂精通法律，判决迅捷准确，经手的案子从无冤滞，在民间得了一个外号，叫作“罗佛子”。至今呈坎附近有佛子岭，即从其得名。

五子罗愿，是方志典范《新安志》的作者。他精通博物，文笔精醇，而且道德感很强，一直以父亲为耻，从来不敢进岳飞庙。《宋史》里有记载，说罗愿一生兢兢业业，致力于民生，到老觉得善政攒得差不多了，才有脸去拜祭岳飞。结果他刚拜完，还没出庙就猝死了。虽说这个结局荒诞不经，但也能从侧面看出罗愿的性格。

一代名儒朱熹对罗颂、罗愿两兄弟十分欣赏，曾给过一句批语：“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双贤”即指罗颂、罗愿兄弟，一句话把呈坎提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罗氏一族亦成为当地显贵世家。

到了南宋理宗年间，呈坎后罗氏的当任家主，是罗秋隐直系十三世孙罗鼐。他在主持祭礼时发现一个弊端，呈坎罗氏自唐以来繁衍兴盛，四处开枝散叶，每年祭礼“老者远莫来，来者幼莫时”，长此以往，未免怠慢了祖先。

于是罗鼐召集族中众人，提出了一个办法：在祖坟的外围建起一座禅院，割出部分田地作为寺产，请来僧人住持。一来祖坟时刻有人看守修葺，不致毁坏；二来寺内诵经不断，香火缭绕，也等于为祖先烘托阴德。

这种性质的寺院，被称为坟寺。宋代崇佛之风兴盛，很多大族都选择为祖坟修建一座坟寺，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做法。

听了罗鼐的建议，族人纷纷表示赞同。罗氏一族家风亲厚，成员素来团结。他们有钱的捐钱，有田的捐田，实在没钱没田的，也会表示我家出两个壮丁，参与营造，很快就解决了禅院基建和资金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找和尚了。

罗氏历代与徽州当地大族联姻，罗鼐娶的是歙县程家的女人，老丈人程元凤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罗鼐请程元凤推荐一位靠谱的僧人，老泰山想了一下，想到在宁泰乡仁佑里也有一座杨干禅院，遂推荐其中一个叫觉晓的僧人。罗鼐过去聊了一下，觉晓同意过来，索性把杨干院整个迁了过来。

罗氏在墓右边的开阔地修起了六间大屋，正中间供奉如来，右边供奉后土，左边供奉罗秋隐的牌位，再左边则又是三间屋子，一直修到溪水旁边的河坡，成为杨干禅院的基本格局。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组合，如来是释家的，后土是传统民间神祇，后来被道家吸纳，再加上祖先牌位，可以说是集佛道儒三家信仰于一身，应了王重阳那句话：“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杨干院正式建成。罗鼐又请来程元凤，专门撰写了《罗氏新建杨干院碑记》，把建院的前因后果写清楚，请祁门人方岳负责篆盖、歙县人方回进行书丹——这两位都是进士出身，方回后来在元代做到建德路总管。可见罗鼐为了建这个禅院，真是动用了不少人脉。

从此以后，罗氏祖墓旁边多了一座禅院。僧人们日日诵祈，罗氏年年拜祭坟冢，兴寺护坟。时光流转，世势推移。转眼二百七十年过去，历书从大宋宝祐六年一下子翻到了大明嘉靖七年（1528年）。

在这期间，很多事情不曾改变。罗氏一如既往地在呈坎生活着，发展成为歙县大族之一。而杨干禅院的香火也从未中断，始终缭绕在古坟四周。

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比如罗氏对祖坟疏于祭扫，来的人越来越少。到杨干院上香的人却越来越多，它慢慢从一座罗氏的守墓禅院变成面向公众的名刹。

本该相敬相安的罗氏一族和杨干禅院，在嘉靖七年突然起了龃龉，彼此攻讦，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

争斗的起因，还得从杨干禅院的一位“高僧”说起。

这位“高僧”的法号叫法椿，也是徽州人，出生于弘治八年（1495年），籍贯是歙县邻近的休宁县。此人的来历十分可疑，据说是绝户家的独子。

大明对于户籍管理特别重视，每一百一十户人家编为一里，一里造黄册一本，写明各户的丁壮、事产，凭此科税。一户人家如果壮丁断绝，会被归类为绝户，自然也不用缴税了。

因此民间有一种作弊手段，就是让家里的丁壮逃离原籍，再向官府报备绝户，从此家人可安享免税之福。法椿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正德元年（1506年），年仅十一岁的法椿逃离了家乡休宁。虽然他距离法律规定的成丁年龄还有五年，但此时地方户籍方面腐败严重，经常有明明不成丁的孩童，被恶吏强行登记为壮丁，借此要百姓多承担税徭。

能逃，还是早点逃的好。

法椿离家之后，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成为没有户口的流民，四处迁徙，除非买通一地官吏假造户籍，才能合法落脚；第二个选择，就是出家为僧、道，只要有寺观肯接收他，并取得度牒，便有了合法身份。

【注释】

度牒：亦称“祠部牒”。唐朝设立试经度僧制度，经过考试合格的僧尼、道士，由国家管理机构祠部发给其度牒，作为合法出家者的证书，可凭此免承徭役。明王朝十分注意限制僧尼的数量，规定每三年发放一次度牒。并且，男子不到四十岁、女子不到五十岁，不得出家。《大明律》中对没有度牒、“私自剃度者”亦有十分严厉的处罚。

图三·1 明代的道士度牒

徽州崇佛之风十分浓烈，境内大小寺院有几十座。法椿理所当然选了出家这条路。不过他不敢留在原籍休宁，跑到临近的歙县，投拜到杨干院门前。

寺庙对于这种投拜来的逃户，一般持欢迎态度。毕竟逃户没户籍，寺院将其收留，形同大户人家多了几个隐户奴仆。至于这种行为是不是违法，出家人慈悲为怀，人家求上门来，怎么能忍心赶走呢？

事实上，徽州一带的诸多寺庙，一直在偷偷招纳逃流军民，这已是行业内的潜规则。仅杨干院在正德年间，就先后招纳了四十多人，法椿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

当时杨干院的住持叫佛海，他大概是看对了眼，欣然收这个十一岁的少年为徒，还给他起了一个法号叫“法椿”，使他成为杨干院中的一个小沙弥。

“椿”本意是大椿，乃是一种传说中的长生古树，引申为寿高不衰之意。法椿这个名字，自然也寄寓了师父希望法统延续绵长的祝福。

现在法椿与真正的和尚之间，只差一张度牒了。

明代对于度牒管理，颇有一套办法。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开始，朝廷规定，天下持有度牒的僧道，每三年要考核一次，没过的要收回度牒，比如今考驾照还严格。

不过就像其他政策一样，官僚们很快就发现其中的利益所在。从景泰年间起，只要僧、道捐纳五石粮食，便直接颁发度牒。再后来，朝廷干脆把这个制度当成开源之术，一遇灾害，干脆签发几万张空白度牒给当地官府，拿去换粮食赈灾。

也不知道是法椿天资聪颖能顺利通过佛典考试，还是他师父格外疼爱他，替他出了一笔费用，总之在两年之后，法椿顺利获得了度牒，正式成为一名落籍的僧人。

此时休宁县已经觉察法椿逃户的事。法椿是家里的独子，依大明律，单丁不得出俗。县衙屡次下发文书，要求他立刻还俗应差，否则严惩不贷。可惜在大明体制里，这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为什么呢？

前面说了，大明在宗教管理上颇有创新，讲究两个字——意识形态上要“敬”，行政管理上要“汰”，换句话说，朝廷充分尊重你的信仰自由，但宗教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也得接受朝廷部门的管辖。

洪武年间，朱元璋在礼部设立了僧录司，总管大明佛教事务。这个机构在各地每一级都有分部：府一级有僧纲司，州一级有僧正司，县一级有僧会司，逐级向上汇报。这些部门的官员都有僧人身份，谓之僧官。

用现在的话说，寺庙属于条管机构，地方县府是块管机构，两条线。当法椿获得度牒之后，进入条管单位，休宁县明知他是逃户出身，却再也无可奈何。

法椿彻底摆脱了俗世纠纷，开始在杨干院里大显身手。他运气特别好，跟对了人。他的师父佛海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在正德年间一度做到了徽州府的都纲。

【注释】

都纲：为梵语“大经堂”之音译，自唐代始有此称谓。明初，在礼部之下设立僧录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在外府，则设僧纲司，掌管该府佛教事务，包括颁发度牒、决断僧尼词讼等。僧纲司主官为都纲，从九品，由政府选择精通佛教经典、严格遵行戒律的有德之僧人出任。

都纲是僧纲司的主官，司掌整个徽州府的宗教事务，从九品。它看似是个最低级的芝麻官，实际权柄可不低。当地僧人违法犯戒、寺庙的争端诉讼，都交由都纲来裁决调解。

不过这个职位虽有官身，却无俸禄，手下办事的皂吏仆役一应费用，还得僧官自己掏钱。所以这个职位的选拔方式，是诚德者任之。什么是“诚”？捐纳一大笔银钱就是诚，证明自家有财力胜任。什么是“德”？你必须得到本地诸寺住持的认可，有大德联名作保，才有资格担当。

说白了，这个官位得买。

买官之制看似荒唐，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乡绅乡宦为什么能在基层一言九鼎？一是有钱可以左右经济，二是有声望可以上达天听。这两个条件，是基层权力的来源所在。释门虽然清净脱俗，可也一样要遵循这个规律。一个寂寂无闻的穷和尚，就算佛法造诣再高，坐上都纲的位子，也没法开展工作。

法椿的师傅佛海能当上都纲，可见身家和声望都不低。佛海退下来以后，稍微运作了一下，在嘉靖二年（1523年）把法椿也推上了这个位置。

法椿入寺不过十七年，剃度不过十五年，竟然能做到徽州府都纲，着实是个人物。

此时的杨干院，风气已大不如前，庙里几乎没有认真修佛的。僧人们除了敛财诓骗之外，没事还勾搭民间妇女，几成淫窟。与杨干院僧人有染的女子，光名字留下来的就有满真、七音、保弟、叶毛、佘窗、仙真等人。更有甚者，堂堂释教弟子居然信了白莲教，时常在寺里起香聚会，借机奸淫妇女，搞得乌烟瘴气。

罗氏一族跟杨干院关系密切，看到和尚们这么乱搞，自然心生不满。有一次杨干院又搞起白莲秘法，这次居然公然立坛诅咒。罗家人吓得够呛，生怕自己家被邪法影响，找到里老抗议。

按照大明律，每一百一十户人家合为一里。一里之内，管理者除了里长和甲首之外，还有里老。这个职位一般由年高德劭者担任，负责调解里内争端。只有当里老调解不果，百姓才能去县衙提起诉讼，不得擅自越级上告。

立坛诅咒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罗家人不好直接去县衙上告，便先请来里老吕社英调停。

吕社英去杨干院转了一圈，回来劝罗家息事宁人。罗家问那诅咒的事咋办，吕社英真能和稀泥，请来一个叫胡禛的术士，烧了几张纸，做了一番法事，就算是解咒了。

这件小事并没闹得多大，可罗家人对杨干院的不满溢于言表，积怨日深。尤其是罗家这一代的家主罗显，知道朝廷对白莲教的态度，惧怕万一哪日杨干院事发，把罗氏一族也牵连进去。

嘉靖六年（1527年）十二月，杨干院的佛殿发生了损坏，重修工程由佛海的师弟、法椿的师叔佛熙和尚负责。这个和尚指挥工匠修理时，把一大堆瓦砾废料盖到了罗秋隐的坟头之上。等到工程结束之后，他没收拾，把垃圾扔在那里再也没管。

嘉靖七年三月，罗显偶然进入杨干院，看到祖坟被一堆瓦砾死死压在下面，登时气得够呛。再一打听，发现主使者是佛熙，罗显更是怒不可遏。

他和佛熙之间，那是早有积怨。

从前杨干院的位置靠近河道，屡次为洪水所侵。杨干院的和尚们遂把佛殿移到了罗秋隐的坟前，把供奉牌位的祠堂改到坟后的坡顶。经过这么一改，格局和宋代时大为不同，罗秋隐的坟本来在寺旁，这回被包纳进了院墙之内，与佛殿咫尺之隔。

到了弘治年间，位于坟后坡顶的墓祠发生坍塌，当时负责修理的正是佛熙。这和尚自作主张，非但没修好墓祠堂，反而趁机在原地起了五间大屋，修了个观音堂，还造起了钟、鼓二楼以及厂厅、廊房等设施，杨干院俨然成了一座大寺的规模。

当时罗氏虽然对佛熙不满，但格局已成，只好退让一步。没想到这个和尚得寸进尺，如今居然用垃圾来羞辱罗家祖坟。

罗显带着无比的愤怒，叫来几个族人，把祖坟上的瓦砾清理干净，等佛熙回来理论。佛熙没露面，只派了个小沙弥回话，提出一个要求：让罗显把祖坟迁出杨干院。

相信罗显听到这个要求时，内心是崩溃的。整个杨干院是为了给我家祖先守坟才建的，你们搞清楚自己的立场好不好？！罗显把来人骂走，准备好好跟和尚们算算账。

不料佛熙却率先出手。

佛熙早看这座殿后孤坟不顺眼，这次既然挑起了冲突，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事情做绝，老衲可不是吃素的！

他手里一翻，准备了一份状书，直接送到了歙县知县高琦的案头。

在这份状书里，佛熙声称罗氏一族看中了本寺的好风水，设了一个假坟在此，妄称年代久远，伪造方志文书，其实护坟是假，谋夺寺产是真。

猛一看，这状书简直就是胡言乱语，全无凭据。可佛熙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背后站着一位高人——正是他的师侄、时任徽州府都纲的法椿禅师。

都纲是宗教仲裁官，法椿自然熟知大明律。整个诉状，恐怕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可不要小看佛熙这次提告的动作，里面的门道可是很深的。

百姓要告状，得先请里老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行告官。杨干院属于寺庙体系，因此不受这个流程的限制，可以径直去找知县。换言之，罗显要告杨干院，将会是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杨干院告罗显，却可以立刻进入审理阶段。

这样一来，罗显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杨干院对簿公堂。

知县高琦接到诉状之后，立刻派人把罗显提来。罗显一头雾水赶到县衙，看到佛熙旁边居然还站着法椿。

原来，佛熙主动提诉，还有这么一层用意。

在《金陵梵刹志》里，关于都纲的权限是这样说的：“若犯奸盗非为，但与军民相涉，在京申礼部酌审……在外即听有司断理。”翻译过来就是：如果诉讼是寺庙之间的，交由都纲仲裁；若诉讼发生在寺庙和普通民众之间，则须通过当地官府来审理。

杨干院起诉罗显，属于宗教人士与民间的冲突，自然应该交给歙县知县审理。但因为杨干院是原告，身为徽州都纲的法椿，也有权参与进来。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次起诉是杨干院精心策划的，目的就是让法椿站在公堂之上，与罗显对质。

罗显本来信心满满，法椿是都纲又怎么样？我家祖坟先于杨干院而起，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有实物、有人证，还有府志、县志、碑文等文献为证，怎么可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没想到，双方一对质，情况却大大出乎罗显的预料。

法椿上来就扔了三枚大炸弹。

第一，他宣称罗秋隐坟墓的所在早已湮灭无闻，现在的坟头是罗显伪造的。理由是：这尊坟墓的形制狭小，坟边又没有石灰勾勒，只有八层砖围，分明是临时草草堆成。

第二，府志、县志记录简略，里面所说的罗氏坟冢位置含糊，未必就是目前在杨干院里的这座，因此不足为凭。

第三，杨干院的建立，与罗氏无关。目前这所禅院始建于唐咸通二年（861年），位置是在歙县孝女乡，先后经历三次迁移，方才落于杨干。而那篇所谓程元凤撰写的碑记里，说杨干院自宁泰乡迁来，显然指的不是这一所杨干院。院内的坟头，自然也就不是罗秋隐的——罗家人拜错坟头了。

罗显被这三枚炸弹给炸蒙了。这三条虽是强词夺理，可一时之间不易辩驳。

没等罗显辩解什么，法椿又扔出了第四枚炸弹。

这是一份洪武二十四年的流水保簿，编号“宾一千九百九十九号”。那一年，徽州正好清丈土地，不光要清理民田、官田，所有寺庙道观的土地也要登记造册。杨干院名下的所有寺产，就登记在这份文书里，并写明所属人是杨干禅院。

法椿的主张很简单：流水保簿是最具权威性的官方证明，足见官府承认杨干院的产权在寺僧手中，并无与罗氏有关的字样。禅院内的建筑该如何处置，只有寺僧有权决定。

如果说前三条还属于强行碰瓷的话，那这一条就是直指要害了。

不管杨干院和罗氏在唐、宋、元期间有什么渊源，至少在洪武二十四年之后，法律上认定杨干院是独立经营的，而非罗家私产。

罗显这下子可慌了。

他连忙申请同乡做证。知县发牌调来排年、里老、邻佑来问话。

里老的身份刚才解释过了，邻佑即邻居，这个排年，说来有些复杂。

明代的里长并非终身制，是由十户富裕人家轮换充任，每户轮值一年。轮值的人户，称为现年，不当值的九户，则称为排年。他们有义务为涉及本里的官司提供证词或担保。

这三类人，都是最熟悉罗氏和杨干院关系的外人。罗显以为他们肯出来做证，多少可以扳回一城。孰料这些人在堂上支支吾吾，不肯明言。甚至有两个早已从呈坎后罗分出去的族人——罗承善和罗互社，跳出来代表分家指斥罗显。

看来法椿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足，不光撒出银钱去收买关键证人，还挖出两个跟罗显有仇的闲汉。杨干院是远近知名的富户，都纲这级别的官职说买也就买了，贿赂几个小小百姓自然没问题。

罗显立刻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极为被动。他唯一的希望是知县能稍微讲点道理，做出公正的裁决。可他站在公堂往上一看，见是知县高琦，心里明白彻底完蛋了。

高琦在《歙县志》和《徽州府志》里有传，他是山东武城人，进士出身，嘉靖五年（1526年）起担任歙县知县。当地人对他的评价非常糟糕：“性刚愎，每以微罪杖人，不服则乘怒加杖，遂令立毙，且复黩货无厌。寻以贪酷败。”

以法椿的手段，不会不去重金贿赂这位“黩货无厌”的主官，补上最后一手棋。

果然，高琦在审理时，表现出了极其露骨的偏袒，对法椿、佛熙一方言听计从，对罗显却屡屡训斥。罗显吓坏了，他知道高琦的名声有多坏，除了“贪”之外，还有一个“酷”，动辄动刑，被当场打死也不是没先例。

罗显年纪不小，害怕自己稍有反抗，会被水火大棍伺候，便被迫含泪认㞞。

高琦一见被告服软，立刻敲钉转脚，发下判决：罗显和那两个帮忙搬瓦砾的罗氏族人问罪发落，县衙派人去把那座祖坟铲平。

杨干院一方大获全胜。

法椿不愧是徽州都纲，熟知司法流程不说，又胆大心黑，盘外着一着接一着，更有杨干院的财力支撑。他以有心算无心，硬是把一桩没道理的官司给打赢了。罗显输得冤枉，可也输得不冤。

罗显回到家里，越琢磨越委屈，越委屈越气愤。

倘若还在宋代，罗氏一族里世代簪缨，人脉深厚，连兴建杨干院都能请来当朝右丞相撰文，哪个宵小敢来动歪脑筋？可惜进入明代之后，罗氏的官运却大不如前。

准确地说，是后罗的官运大不如前。呈坎分前罗与后罗两脉。前罗在明代出过几个名人，比如徽墨鼻祖罗小华、隆庆进士罗应鹤、著名清官罗尚锦等等；后罗一脉则与官场断了缘分，他们家出了不少商人和举人，但再没见到什么朝廷大员。

要知道，官员数量与家族地位密切相关。没了官身护佑，你繁衍得再兴盛，也不过是一块肥肉，引各方垂涎。法椿、佛熙之所以肆无忌惮，高琦之所以敢贪赃枉法，还不是觉得后罗好欺负呗！

罗显担心这场官司一输，后面的麻烦无穷无尽。他召集了各房家长，说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把这场官司打下去。

族人们深知其中利害，纷纷出钱出力。现在有文献记载的，罗显惠、罗仪、罗权、罗兴等八人负责跟随罗显当助手，处理官司事宜。在活动经费方面，罗昌玺捐了720两，罗斯昌、罗斯齐两兄弟，罗仪儒、罗良玺、罗珂珊等身家比较富庶的族人，每户捐了650两银子。次一等的罗姓族人，或捐300，或捐100，也有家境比较困难的，只捐了十几两。

总之罗氏一族“莫不各随其力之所及，家之所有，乐输以为助”，齐心协力要渡过这次危机。罗显对此很是激动，感慨说：“将以见一时举族念祖之公心，且使后世知孝于祖者，垂直不朽，亦可以自励云耳。”

罗家足足凑出差不多4000两银子，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8000石大米。打个官司而已，用得着这么多钱吗？

还真需要。

《近事丛残》里有这么一段隆庆年间的往事。一个叫曹大章的翰林回到老家金坛居住，遭遇强盗打劫，怀疑是扬州一个叫韩嘉言的盐商干的。曹大章把韩嘉言告到了应天府。官司开打之后，两家各显神通，不是买通应天府尹，就是去找科道弹劾，行贿的行贿，收买的收买，银钱泼水一般使出去。最终官司打到南京刑部，终于判定韩嘉言与强盗案无关。

可怜韩嘉言为了上下疏通打点，百万身家花了个罄尽。虽然结局他还了清白之身，却已被这无妄之灾折腾到破产的边缘。

可见在大明打官司，每一层环节都得使钱，不多准备点银子是不成的。拿这4000多两去对撼杨干院的和尚，还远远不够呢。

罗显收得了银子，聚齐了人手，族里问他下一步打算怎么翻案，罗显想了想，去歙县击鼓鸣冤肯定没戏，闹到徽州府也意义不大。

他一咬牙，说咱们去徽州府巡按察院上诉去！

巡按察院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罗显觉得去那里上诉会更有胜算呢？这还得从大明的上诉制度说起。

大明朝廷有规定，打官司要一级一级打，老百姓如果起了纠纷，先让里老调解，不成则去州县里打官司；州县解决不了，再上诉到府里；府里不满意，再上诉到省级最高司法机构——按察使司。这个次序不能乱。如果有人胆敢越级上诉，扰乱司法秩序，无论是否冤枉，先笞五十再说。

歙县的上级主管是徽州府。罗显要循正规途径，必须先在歙县提告，然后再去徽州府上诉。这官司一打起来，怕是会旷日持久。

但凡事总有例外。

明代有一个官职叫作“巡按御史”，该官员代表皇帝定期巡视各地，检查地方政务。可以把其理解为一个空降的司法兼纪委官员，上可通天，只对皇上负责，地方政府管不着。

巡按虽然只是七品官，但权柄极大，地方上举凡民政司法的庶务，有问题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更可怕的是，巡按还有两把尚方宝剑。

第一把宝剑，是对地方官员有奖惩之权，可以保举“廉能昭著”的清官，亦能追究“蠹政害民”的贪官。所以就连四品知府看见七品巡按，都得客客气气的。

第二把宝剑，巡按除了监察之外，还自带法院属性，有权接受军民词讼。如果老百姓觉得县衙处断不公，又不愿意上诉到府衙，那么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去找巡按上诉。

巡按是中央官员，找他打官司不算越诉。而且巡按的身份独立于地方，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证审案不受地方利益干扰，算是百姓的另外一条申冤的通道。老戏文里经常看到，动辄戏台上出来一个“八府巡按”主持公道，威风凛凛，所有人都得跪。虽然“八府巡按”不是正式官职，但也多少能看出其在民间的威名。

徽州府隶属于南直隶地区，归中央直辖，没有省一级的按察使司，但属于应天巡按御史的巡查区。

罗显在歙县这里吃了亏，又不想惊动徽州知府，自然就该去应天巡按那里找回场子。

说来有趣，徽州府的办公地点，就在歙县的县城里头。罗显从歙县县衙出来以后，一拐弯就能走到徽州府衙，再往东边走上几步，可以看到一座高大宽阔的公署，这里就是应天巡按御史的办公室——徽州巡按察院。

这是洪武三年（1370年）兴建的建筑，有正厅耳房五间、泊水三间、直舍一间、后堂三间、左右廊各六间、门屋七间、听事厅左右各三间，算得上大院子了。

巡按御史没有固定驻地，要巡视遍历各地，各地都会设有一座“察院”作为办公室。歙县是附郭县，县衙和徽州府衙同在一城，所以歙县察院和徽州察院索性合并一处，一个单位，挂两块牌子。

不，严格来说，是三块牌子。

这座公署本来还有一块牌子，叫作“应天巡抚徽州都院”。

巡抚这个官职，比巡按级别更高。在大明国初，行省一级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民政、司法以及军事，号称“三司”。但三司彼此独立，运转起来特别麻烦，后来朝廷设了一个“抚政安民”的巡抚，节制三司，军政一肩挑，比现在的省长权力还大。

比如在隆庆年间，海瑞就曾巡抚应天十府，威名震慑，吓得整个南直隶官场为之簌簌。

巡抚的头衔里既然有个“巡”字，自然也要在各地设下办公地点，称为“巡抚都院”，也有受理诉讼的职能。南直隶巡抚一共有两个，一个叫“凤阳巡抚”，负责凤阳、庐州、淮安和扬州四府，兼漕运总督；还有一个叫“应天巡抚”，负责应天、苏州、松江、徽州、安庆等十府政务。它在徽州府的办公室，叫巡抚都院，一直是和巡按察院合署办公。

弘治十四年，应天巡抚彭礼来到徽州，觉得一起办公太麻烦了，徽州府赶紧在府学左边建了个新都院，把牌子搬了出去，旧院仍交巡按使用。

徽州百姓一提到都院和察院，都敬畏地称之“两院”。

嘉靖八年（1529年）年初，罗显写好上诉的状书，带着全族人民的希冀，踏进了巡按察院的大门。

可巧新一任巡按御史刚来，此人叫刘乾亨，是河南洛阳人。刘乾亨新官上任，很想有一番作为，对这件案子颇为重视，遂接下了罗显的诉状。

罗显这份诉状，也是请了高人指点。里面先不提杨干院和罗秋隐坟的事，而是指责杨干院“招集流民伪僧为非”“习演白莲教法，聚散无常”，说佛熙奸淫妇女并“谋死奸妇父男”，说法椿“夤缘官府，交通贿赂”，总之先给人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这阖寺僧人都是奸佞，奸佞之话必不可信。

说完这些，状书才开始讲述罗家祖坟的事，引用大量文献来论证罗氏“因坟建寺”的缘由，以及佛熙等人的恶行。最后还不忘把知县高琦捎进来，说他贪赃枉法，滥用酷刑，事后还派人平坟，简直罪大恶极。

刘乾亨看完罗显的诉状，觉得这案子没什么疑问，胜负立判。不过正因为胜负太明显了，反而比较麻烦。

巡按虽然可以接军民词讼，但并非能事事亲审。《大明会典》里说得很清楚：“（巡按所接案子）若告本县官吏，则发该府；若告本府官吏，则发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则发按察司；若告按察司官吏……不许转委，必须亲问。”

可见大部分告官案件，巡按只能向被告官吏的上一级转发，只有当按察司官吏涉案时，巡按才能亲自出手。

罗显这个案子涉及歙县知县高琦，按正常流程，刘乾亨应该将其转发给徽州府，由府属推官来处理。可如果徽州府能解决，人家何必跑来察院多此一举？

刘乾亨再看了看，发现状书里提及了一个细节：罗显指控高琦除了收取贿赂之外，还滥用酷刑，将其屈打成招。

这回好办了！

《大明会典》里关于巡按亲审的条件，有一则特殊条款：“伸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等项，不许转委，必须亲问。”就是说，如果案情里有官吏擅用刑求逼供、锻炼成狱的情节，巡按不得再转发出去，要亲自审问。

按照我们的想象，接下来应该就是刘青天亲自升堂了吧？惊堂木一拍，奸僧犯官纷纷跪下认罪云云。

不，并没有。接下来刘乾亨做出一个特别奇怪的决定——转宁国府提吊文卷审理。

这个宁国府，不是《红楼梦》里那一座，而是在徽州府东北方向的邻府，治所在宣城。刘巡按这一脚皮球踢得够远，踢到了徽州府境外。

这个决定乍一看莫名其妙，但仔细一琢磨，可谓深得官场真味。

一个新上任的巡按，如果上来就亲审拘拿一个知县，未免有点骇人听闻。做官最重要的是和光同尘，抓了高琦不要紧，惹得徽州官场抱成一团，八府巡按也吃不消。

刘乾亨把案子转交宁国府异地审理，自己就安全了。宁国府跟歙县没关系，可以保证审案的公正，更不怕得罪徽州官场。将来他们若是查出歙县知县有问题，也怪罪不到巡按头上。

更妙的是，这并不违反大明律。罗显状告知县高琦，按规矩是该转交府级衙门来审。只不过这个“府”不是徽州府，而是宁国府罢了。在大明的司法实践里，异地审案的情况很多，谁也无法指摘。

刘乾亨这是在隐晦地暗示徽州府，如果你们对异地审理有意见，那我就要援引“伸诉各司官吏枉问刑名”的条款，动用巡按的权限来亲自审理了，届时大家面上定不好看。

“巡按亲问”在刘乾亨手里，变成了一件核武器。它的用处不是毁灭，而是威慑，放在发射架上引而不发，才最有力量。

所以这一招“转宁国府审理”，看似踢皮球，其实蕴藏着无比精妙的平衡技巧，既让案子顺利推进，同时又保护了巡按自己。

果然，徽州府知道以后，什么也没说，也没什么能说的，等结果就是了。只有法椿显得有些狼狈，他的力量在徽州府能施展，跨境力不能及。

宁国府派来审理杨干院案子的，是一位姓郭的推官。

在明代的府衙生态里，一把手是知府，二把手是同知，三把手是通判，四把手是分管刑名理狱工作的推官，俗称“刑厅”，也叫“四爷”。

这个四爷叫郭凤仪，河南人。他相当认真负责，把案卷供状、古今郡志、寺碑家谱等一干卷宗调过去，细细研读，把所有里老、邻居等相关人证重新审问，还派了太平县的典史、巡检亲自赶赴杨干院勘查现场。太平县即现在的黄山区，明代归宁国府管理，与歙县隔黄山相邻，过来一趟很方便。

结果并没什么悬念。无论文献还是乡人证言，都证明了罗氏祖坟的存在。而宁国府的调查人员在杨干院佛殿前的泥土下方，挖出了一些古旧砖廓，更证实了祖坟绝非浮土堆成。

宁国府的判决如下：

1.断令佛熙修筑坟还罗显摽祀。

【注释】

摽祀：亦称标祀、标挂，俗称清明吊子。标，农村用白纸剪成的祭祀用品。每年清明节，各家各族扫墓祭祖，祭扫完毕，往往插一标杆于墓前或坟头上，其上糊上长条白纸或楮钱，表明已行祭祀。南方的标杆多用竹，北方的标杆则用柳枝，这些柳枝往往有可能活为树。

2.仍将观音堂东边一间与罗显盖造祠堂一间，竖立碑记，供奉罗秋隐神主。

3.以后不许罗显因而赖为己地，再有埋葬。

4.追查佛熙、满真犯奸是的，追出度牒还俗。

5.（佛熙）供拟罗显奏事不实，杖罪。

这个判决，可以说罗家大获全胜。罗显不仅保住了祖坟，可以如常祭祖，而且还追回了观音堂的一间房屋，为祖先重建墓祠。而且仇人佛熙被判了诬告罪，狠狠挨了一顿板子，强制还俗。

唯独第三点对杨干院有利，判定罗氏对寺产并无所有权，也不得添加新坟进去。这条聊胜于无，罗显本来也没有争寺产的心思，更不会把新坟挪进去。

可惜知县高琦并没受什么影响，大概宁国府不愿无端得罪一位官员吧，算是一点点遗憾。

按照程序，宁国府把结果回报徽州府察院，请巡按覆审。刘乾亨大笔一挥，直接批准，还添了一条，责令佛熙亲自把祖坟堆回去。

还坟现场一度十分尴尬——对佛熙来说，不光太平县的典史和巡检来压阵，还强制要求杨干院的和尚，以及附近里老、甲首、邻人都来围观。众目睽睽之下，佛熙红着一张老脸把坟土堆回去，堆完以后，仓皇而去。

一应事项完成以后，罗显和杨干院双方“各取甘结”。

甘结是一种特别的法律文书。当官司做出最终判决之后，双方都要在甘结上签字画押，以表示服从判决，不再翻案。甘结一签，证明本案在程序上完结。

可有一个人，仍旧不服。

法椿。

宁国府审案之时，法椿力不能及，只能眼睁睁看着判决下来。可是他并不甘心，一心要把案子反转过来。

不过这件事若再从祖坟入手，难度太大。法椿精研佛法之余，想出一条毒计来。

嘉靖九年（1530年）七月十五日，杨干院对外宣布，要搞一次盛大的中元节法会，无论僧俗男女都可以来参加。远近乡人听说之后，纷纷聚拢过来，一时杨干院内外熙熙攘攘，分外热闹。

呈坎距离杨干不远，后罗氏的年轻族人们见到如此好玩，也纷纷跑去玩耍。

去的人有罗良玺、罗伟，以及罗显的干侄子郑来保。郑来保还带着自己媳妇尚金宗以及媳妇闺密叶氏、郑氏、徐氏等人，兴致勃勃地来到杨干院。他万万没想到，这是自己过的最后一个中元节，也是人生最后一个夜晚。

具体怎么回事，史书里并没有提及。总之，在当晚发生了一次蓄谋已久的斗殴。在争斗中，郑来保被僧人们活活打死，尸体被一个叫智灯的和尚抢走，直接烧毁。

消息传回到呈坎，罗显无比震惊，怎么一个人去看个法会就平白无故地死了，而且连尸体都找不到？他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更大的麻烦已经降临了。

杨干院突然宣布要状告罗氏。

这一次，法椿的控诉比上一次更加阴狠。他宣称后罗一族的罗良玺图谋杨干院土地，唆使罗伟在法会上挑衅，打死了杨干院僧人能霓、佛圆，一定要追究到底。

法椿在状书里精心做了设计，把这次诉讼设计成一起人命官司，再牵连到罗氏谋夺土地的动机。新案带着旧案，便无翻案之嫌了。

不过法椿没有把状纸递到歙县县衙，而是一竿子直接把案子捅到了徽州巡抚都院。

注意，是巡抚都院，不是巡按察院。刚才说了，这里是巡抚在徽州的办公地点，它和巡按察院一样，也可以接民间的诉讼官司。

这是大明司法制度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布政使、按察使还是巡按、巡抚，他们都可以接待上诉民众或复查案情。万历年间有一位大儒叫吕坤，他曾经评价这一特点：“数批检问，非以求同，正谓恐有冤抑，相与平反耳……盖众官同勘一事，原为此事虚实；同勘一人，原为此人生死。”意思是对于同一案子，由几个互无统辖的部门来勘问，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审判的公正。

尤其是“数批检问”四个字，要求断案时十分谨慎，多次批驳、考查、询问，尽最大努力查明真相，避免冤假错案。

“数批检问”这个办案原则，对百姓来说，是好事，但也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

比如法椿这次选择了巡抚，就包藏了心机。

上一次罗显之所以能翻盘，一是因为他选择了上诉巡按；二是在状子里把知县高琦也给告了。一涉官员，巡按便有理由要求异地审判，导致法椿不能控制局面，以致失败。

法椿不想重蹈覆辙，所以这次他越过歙县和徽州府，绕开应天巡按，把这桩案子送到了应天巡抚面前。他精通法律，知道巡抚都院有个规矩，如果巡抚碰到上诉案件是纯民间纠纷，无须亲自审理，而是“发与所在有司”，让地方司法部门去调查。

那一年的应天巡抚叫毛斯义，他接到诉状，一看这是歙县民间斗殴事件，不涉官员，便按规矩转发给徽州府，责成他们尽快处理。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法椿终于如愿以偿，让案子落在了徽州府。别忘了，他可是徽州僧纲司的都纲，也属于官员之列，这里算自己的半个主场，打点起来方便多了。

除了官面上的手段，法椿在私下里也没闲着。

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法椿在一个叫容岭的地方摆下酒宴，请来了李廷纲、范琼隆、王琳、李文浩、胡通进、吴永升、汪宁、罗槚、罗延壁等九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被告罗良玺所在里的排年里长。

同席的，还有汪招才、汪社贵、汪寄寿等人。汪姓是歙县大姓，比罗姓还要强大，叫他们几个过来，可以一壮声势。

法椿知道，这件案子一旦开审，一定会把九个排年叫去问话，得事先买通，串好口供。这件事他不方便出面，便委托了佛熙来充当酒宴主人。

佛熙在宴席上公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奏本已准，望列位回护。”意思是案子要开审了，哥儿几个可得记住说什么话。然后他掏出了三十两银子和三两一钱的金子，交给出席者平分。众人把钱收下，纷纷表示绝无问题。

法椿这边摩拳擦掌，罗显那边可也没坐以待毙。

他是个略懦弱的好人，可不是个笨蛋。上次被法椿的突然袭击坑得太苦，这次罗显多少吸取了点教训。

罗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来到巡按察院，向巡按刘乾亨提诉，状告杨干院和尚殴死干侄子郑来保并诬告罗良玺、罗伟。刘乾亨和巡抚毛斯义的反应完全一样，把这个案子直接转发徽州府，与杨干院诉罗良玺、罗伟案合并为一案，统一审理。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或者咱们问得再专业一点：巡抚或巡按遇到民间纠纷提告，不亲自审问，而是转发徽州府处置，这和老百姓直接去徽州府上诉，有什么区别吗？这条规定的意义何在？

《大明会典》里关于巡按的职责里，有这么一句描述：“受军民词讼，审系户婚田宅斗殴等事，必须置立文簿，抄写告词，编成字号，用印关防。立限发与所在有司，追问明白，就便发落，具由回报。”

也就是说，找巡按上诉的民间案件，要先在巡按察院登记留底，然后才会转发徽州府。巡按察院会设定一个审结限期，如果逾期未结，巡按要追究官员责任。等有司审完之后，还要把结果回报给巡按察院，由巡按核准才算完结。

无论案情登记、审结限期还是具由回报，其实都是在鞭策地方有司：这件案子在我们巡按察院挂上号了，你可别敷衍塞责啊。

所以罗显去巡按察院再次起诉，是有意义的。此举能给徽州府制造压力，逼迫他们秉公行事，至少不敢太过偏袒。

更何况，巡抚是一省之长，日理万机，这种小案子不可能特别关注，转完就算了；而巡按只负责司法监察，对官司有更多精力去盯着。对徽州府来说，应天巡抚转过来的案子，可以稍微动点小心思，若是巡按转来的案子，可就得打起精神来不敢出错了。

果然，徽州府一接到巡按转发，头都大了，这成了两院都关注的案子啊！知府不敢只派推官来审，更换成了徽州府的二把手，徽州同知李邦。

同知的全称是“同知府事”，正五品，主要负责“清军伍，督粮税”，是仅次于知府的大人物，俗称“粮厅”或者“军厅”。碰到州县无法解决的案子或者两院转发的案子，往往由同知充任主审官，以示重视。

对法椿来说，搞定一个推官相对容易，如今主审突然换成了同知，贿赂的成本和难度直线上升。无形之中，罗显把法椿的主场优势给打消了一大半。

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此案正式在徽州府开庭。

开审的流程千篇一律，无非是原告被告各自陈述案情，各自提交物证、人证。可就在法椿准备叫那九个排年里长出庭做证时，罗显突然亮出了杀招。

罗显当场指控，说佛熙和尚收买了这九个人，而且说出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受贿金额：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容岭，三两一钱黄金和三十两白银，受贿人为李廷纲等九人。

佛熙宴请之事，做得十分隐秘，罗显是怎么知道的？

原来这九个排年之中，有一个叫胡通进的人，他此前欠了别人的债，拿到佛熙的贿赂之后立刻去还钱。而罗显靠着族里的力量，早已在呈坎张开了一张监视大网，盯着这些和案子密切相关的排年。上次法椿就是靠贿赂人证，差点让罗显祖坟不保。再笨的人，这次也该长记性了。

胡通进一还钱，罗显这边立刻觉察，带人打上门去，三下五除二全问出来了。

罗显在公堂上当众喝破这件事，李廷纲、王琳、范琼隆几个人吓得面如土色。他们不过是些升斗小民，哪儿吃得住如此惊吓，纷纷捧出受贿金银，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法椿万万没想到，罗显看着老实巴交，却把自己的几个杀招全给拆解掉了。

到了这份上，同知李邦觉得不用再继续审了，可以直接宣判。罗显趁热打铁，把一个人扶上公堂——死者郑来保的儿子郑文，正宗的苦主，上堂是要控告法椿等人密谋打死自己父亲。

这种直接告来徽州府的案子，就不需要同知亲自出马了。李邦把徽州府推官曹世盛叫来，让他继续审理。

曹世盛一升堂，即下令拘拿法椿等人，并要求召来当晚行凶时的两个重要证人：杨干院的行童——就是寺院里做杂活的小和尚——汪仁坚，以及杨干院的火头吴塔监。

眼看罗显即将大获全胜，可徽州府派去找证人的皂吏回报，说汪仁坚、吴塔监两人突然病故，已经下葬。

案子到这里，突然一下卡壳了。

曹世盛忽然发现，他们没理由继续拘拿法椿。因为法椿起诉的是罗良玺殴毙僧人案，他贿赂证人，是为此案做伪证。而罗显起诉的是杨干院僧人殴毙郑来保案，如今证人绝灭，无法证明法椿跟这件案子有什么关系。总不能他在甲案里犯了错，就判他在乙案里是凶手吧？

只好暂时把他放了。

要说法椿，可真是意志坚韧之辈。明明处境极为不利，他居然还没放弃，恢复自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佛熙，按授机宜。

佛熙得了师侄的提点，再赴巡抚毛斯义处上诉。这次上诉不为胜负，只为拖延时间。巡抚接了这案子，一定会转发徽州府，徽州府再回复巡抚都院，文书来回，怎么也得几天时间。

接下来，佛熙马不停蹄地找到吴永升、汪宁、罗槚、罗延壁、胡通进几个人，对他们说：“你侮受我金银事已发觉，今就首官，难免本罪，莫若诬称罗显情亏，妄将金银诈称是僧买求，再告一词，替我遮饰，得赢官司重谢。”

这不是笔者的原创，而是供状文献里的原话。看到这里时，真是服了法椿了，亏他能从绝路中挖出这么一条缝来。

反正那九个排年已承认收受贿赂，干脆让他们改一下口供，诬称这些钱是罗显给的，也是罗显教他们说是佛熙贿赂。为什么罗显这么做？因为他心虚啊。

这套说辞并不求逻辑严密，只求把水搅得足够浑。

吴永升、汪宁等人得了佛熙保证，立刻向徽州府告了一记刁状，诈称那笔金银是罗显给的。

罗显一听这几个人居然还要攀咬自己，也不示弱，让自己的侄子罗兴去了巡抚都院，找毛斯义毛老爷申诉。你不是要闹大吗？那我就再闹大一点。

此前他一直走的是巡按这条诉讼线，这次走一回巡抚衙门，把两院补齐，声势搞得大大的。

巡抚都院接到案子，照例转给徽州府。徽州府一看麻烦又来了，推官曹世盛连忙请到同知李邦，按程序这事还得您来审啊……

李同知打开案卷一瞧，好家伙，一桩案子变成了四桩案子：罗显、郑文诉杨干院僧人殴死郑来保兼诬告罗良玺、罗伟案，法椿诉罗良玺、罗伟殴死杨干院僧人谋夺风水案，九排年诉罗显贿赂排年伪证案，罗显诉九排年诬告案。

这四桩案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牵连，有来有回。本来挺简单一事，现在硬是被法椿搅得错综复杂。

好在徽州同知李邦也不是吃素的。徽州这个地方以“健讼”著称，民间特别爱打官司。能在这个地方当父母官的，都是久经考验之辈。他展卷一捋，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到了关键所在。

根源就在嘉靖八年的罗氏祖坟案。

那桩案子虽然审结，后续余波却涟漪不断。要了结眼下的四桩案子，非得把那一件根源弄清楚不可。

可是，徽州府并没有关于此案的资料。

当时罗氏祖坟案一审是在歙县，二审涉官，由巡按刘乾亨安排，转去宁国府异地审问。结案后的执行，也是由宁国府太平县负责。此案所有的相关档案，都存在那边，徽州府没有经手，自然也没记录。

李邦想要了解罗氏祖坟案的情况，还得去宁国府找。于是他便派遣一个叫作潘元的快手，跑去宁国府调阅档案。

法椿觑到这个机会，又出手了，还是盘外着数。

他找到潘元，送了一笔钱。潘元心领神会，假装生病在家，把徽州府申请调阅卷宗的文书和自家身份凭证，给了杨干院一个叫能儒的和尚。这个能儒和尚没有剃度，拿着潘元的凭证，大摇大摆去了宁国府。

那时候身份证没照片，宁国府哪里知道潘元被人冒名顶替，一看文书勘验无误，便把档案找出来，交给了能儒。

能儒拿到档案之后，直接把它给了佛熙。佛熙偷偷打开，发现里面分成两卷。一卷是歙县知县高琦判案的文件，对杨干院有利；一卷是宁国府推官郭凤仪判案的文件，对罗显有利。当年宁国府二审之时，曾把歙县一审卷宗调过来对照，因此并在了一处。

佛熙把宁国府卷宗偷偷抽出来，只留下歙县卷宗在里面，仍由能儒送到徽州府，指望能借此瞒天过海。

可惜李邦并不糊涂。他看了看卷宗，发现只有歙县高琦的手笔，便多留了个心眼，召来罗显询问。罗显一听就急了，怀疑卷宗被人偷换，他大叫大嚷，要求彻查。

可这怎么彻查？潘元或能儒若一口咬定中途丢失，谁也没辙。明代这种手段很流行，本来案情清楚，结果被人故意湮灭档案，最终不了了之。法椿干司法工作的，见过太多了，所以才敢放胆如此施为。

可法椿没料到，罗显这一嚷嚷，自己的同伙佛熙倒先心虚了。毕竟这是窃取官府文书，算是重罪。佛熙把宁国府卷宗藏在身上，偷偷躲在徽州府公堂附近，俟退堂混乱之时，过去把卷宗扔到桌案上，掉头就走。

有一个叫程宽的推厅小吏，他收拾公堂时看到有本卷宗扔在桌上，打开一看有宁国府字样，遂送到清军厅。

清军厅是徽州府同知的办公室，李邦一看卷宗莫名其妙地被送回来了，又把罗显唤来。罗显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还缺少一份重要文件——甘结。

前面说了，甘结是结案后双方签署的文件，表示服从判决。这份文件若是丢了，法椿很有可能不承认判决结果，又把案子拿出来重审。

李邦没有寻找遗失文书的义务，他只能依照现存文件做判断。罗显没办法，只能自力更生。

这件事倒是不难查，罗显略做询问，很快便发现是快手潘元找人顶替的缘故。他再一次跑到巡按察院，要告潘元和能儒偷换文书湮灭证据的罪过。

巡按照例转发徽州府，李邦一看，好嘛，现在成了五桩案子了。

不，不止五桩。

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宁国府卷宗遗失案发生的同时，杨干院又出事了。

杨干院有个小和尚叫仁膏，气不过罗氏作为，提了两桶大粪泼到罗氏祖坟和祠堂，搞得污秽不堪。恰好这一幕被罗显的族弟罗时看到了，跟仁膏两个人厮打起来，闹到歙县公堂。知县责令一个叫姚升保的歇家——一种做婚姻诉讼生意等中介的职业，类似于牙人——去调解。不料姚升保一眼没看住，让仁膏跑掉了。

罗时把这事告诉罗显，罗显大怒。祖坟被泼秽物，这谁能忍？他大张旗鼓去到巡抚都院那里，又一次提告。佛熙听说这件事之后，跟法椿一商量，不能示弱，遂捏造了一个仁膏被罗时寻仇打死的假案，去了巡按察院提告。

等到巡抚、巡按分别把状书转至徽州府时，同知李邦手里刚好凑够七桩案子，可以召唤神龙了……

李邦没有召唤神龙的能耐，只好召唤休宁县知县高简、黟县知县赖暹两个人，让他们合议并案审理。

上级移交下级司法机构审案，是明代一种常见的做法。尤其是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案子里牵连着歙县知县，为了确保顺畅，最好是让邻县来审。

这案子本身，真没什么好审的。两位知县调取了过往卷宗，又到杨干院现场勘查一番，很快得出结论：祖坟归属无误，维持原判。至于那几桩殴毙人命的官司，能霓、佛圆、郑来保、汪仁坚、吴塔监五人算是病故，仁膏根本没被人打死，而是逃亡在外，并无谋杀情节。

从这份判决中可以看出来，两县得了徽州府的暗示，要快刀斩乱麻尽快结案，不要深究细枝末节。所以判决大原则上对罗家有利，但像郑来保、汪仁坚、吴塔监三人的死因——尤其是郑来保的——居然报成了病故，显然是不愿深究。

总体来说，这次判决维护了好人利益，但也没让坏人受罚。

法椿的搅乱之计，终究还是发挥了作用。

他深悉官场心态，知道官员最怕的就是混乱。一旦发现混乱开始趋向失控，官员们便会下意识地去弥缝、抹平，把事情尽快了结，哪怕中间有些许不公正也无所谓。秉持着这个认知，法椿硬是把一场败仗，搅成了一场乱仗。

当然，官府对罗氏一族，也不是没有愧疚之心。两个知县特意委托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将杨干院内的坟祠范围重新测量了一下：“东入深二丈五尺；西入深二丈二尺；南北横阔六丈五尺，坟右空地一丈六尺，坟前以沟，坟后以街沿各为界，听从罗秋隐子孙永远摽祀，不许浸损。”

这算是把罗氏坟祠的归属彻底坐实，与杨干院划出了明确界限，办成一桩铁案。

两县的判决还没完。

罗显和法椿，都判了个“奏事不实”，李廷纲等九个排年收取贿赂，以上十一人各杖八十，徒二年；行贿、窃换文书的佛熙杖六十，徒一年，强制还俗（上一次未得执行）；其他诸如罗兴、罗时、义珍、能儒等次一级的参与者，也俱各受罚。

你们这么折腾官府，多少也得付出点代价吧？

当然，这个判决，还是留有余地的。罗显和法椿年纪都不小了，真挨上一顿板子只怕会当场死掉，两县准许他们用缴纳米粮的方式来赎刑。九个排年里的胡通进、吴永升家里阔绰，也采用同样的方式抵扣刑罚。义珍和尚没钱，就用劳动的方式来抵扣——叫作“折纳工价”。

接下来，徽州府给两院各自行了一道文，在他们那儿把案子销掉，先后得到巡按御史刘乾亨、巡抚都御史陈轼的批准（毛斯义已调任），同意李同知的判决。这件事从程序上算彻底完结。

可这时有一个人，仍旧不甘心。

还是法椿。

他居然还没放弃。

法椿注意到一个事实。那九个受罚的排年里，李廷纲最先自首，得到了免罚的待遇；胡通进、吴永升纳了米，也抵扣了刑期。但其他六个人，只能乖乖挨打。

这里头，仍有可乘之机。

法椿找到那六个倒霉蛋，又撒出银钱去，联络了其他里的十四个排年，凑足了二十人联名具表，去告罗显。

告罗显什么呢？

告他为了隐瞒实情，贿赂了那九个排年，给了每人50两银子，一共450两。

这个数目，对普通百姓来说可以说是天价了。那么有证据吗？

有啊。

当初李廷纲自首的时候，掏出了佛熙给的3两银子作为证据，我们也有。然后汪宁等六人分别掏出了50两白花花的纹银，上缴官府。

不用问，他们拿出来的这300两是法椿给的。

法椿也真是大手笔，一抬手就扔进300两银子打水漂，再加上额外送他们六人的酬劳以及收买其他排年的，成本不低。

但这些银子花得相当值。

汪宁等六人家境一般，不可能自己出50两白银，这些钱肯定是别人给的。别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给你钱？一定是要换你在官司上的合作。那么在官司上，谁最后得利了？自然是罗显嘛。按这个思路想下去，简直不要太合情合理。

更狠的是，汪宁提告的，是罗显贿赂了九个排年。他们六个现在已经把赃款交了，那么剩下的三个人——李廷纲、胡通进、吴永升，也会被官府催缴赃款，可他们哪儿有啊，这不等于平白多了50两债务吗？

活该，谁让你们逃过一劫，我们却要挨板子。

搞定了排年，法椿又以佛熙的名义，派仁膏——就是先前跟罗时打架的小和尚——去了巡按察院告状，声称找到新的证据，能霓、佛圆并非如两县判决时说的那样病故，而是被罗显指使的族人打死的。凶手叫罗禄，杨干院已经掌握了他“围捉吓骗银两、卷掳家财”的证据。

证人不可靠，又冒出一个凶手，法椿如此安排，等于是要彻底否定两县的判决。只要这桩七合一的案子翻转过来，连带着罗氏祖坟祠堂也就能铲除了。

此时已是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月，巡按察院里换了新主人。新来的巡按叫作詹宽，福建人。他不清楚之前的一系列纷争，只看到法椿、佛熙要翻案。

大明法律允许翻案，而且要求这种性质的案子必须去异地审结。既然此前休宁、黟县两县判决是来自徽州府同知的委托，那么这个案子不能留在徽州。詹宽想了想，决定把此案移交到池州府。

池州府隶属于南直隶，范围与现在的池州、铜陵二市相当，紧邻徽州府的西侧。

詹宽为什么选择池州府，而不是宁国府，这个史无明载。但从种种迹象推测，法椿应该是暗中使了力气。

贿赂巡按是件高难度的事，但也得看贿赂巡按做什么。法椿没让詹宽枉法，只是让巡按大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出一个法椿想要的选择罢了。这对詹宽来说，毫无成本与风险。

池州府对这个案子很重视，由知府侯缄亲自提吊人、卷，着一个姓杨的推官负责具体审理。

法椿在侯缄或者杨推官这里，也使了大钱。这一次法椿想明白了，光靠规则内的小聪明，是扳不回局面的，还得花钱。毕竟在大明，银钱最能通神，这一点连远在北京修道的嘉靖皇帝都明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因为原本丢失了……

是这样的，这一系列案子的档案文书，收录在一本叫《杨干院归结始末》的书里。而这本书留存至今的版本，缺失了第十四页。所以池州府到底怎么审这个案子的，已经没法知道了。

我们只能翻到第十五页，看看池州府审问的结果如何。

这里有罗显留下的一篇自述：“不意奸僧串通积年打点衙门铺户唐文魁，贿嘱官吏。至九月十五日，计延傍晚到所，不审邻佑，不详原案，不取服辨，非法夹打。”

可以想象，罗显面临着多么绝望的局面。

首先，这个开庭时间定在傍晚就很蹊跷。因为明代的府城是有夜禁的，一更三点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点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一更三点就是现在八点左右，等你傍晚开庭时，老百姓早跑回家去了——没人围观，才好方便做事。

然后上头这位主审官，也不问证人，也不查卷宗，也不听辩解，直接掷下一个结论，你不画押就打。

这都是些什么结论？

要罗显承认行贿，给了李廷纲等人每人50两白银来做伪证；还要罗显承认，罗氏祖坟是伪造的，与杨干院无关。

罗显自然打死不从，要看供状。没想到杨推官直接买通了几个书手小吏，每人一两银子，直接把卷宗里邻居的证词给改了。所有“有坟”字样均改为“无坟”，真正做到滴水不漏。

要说这位杨推官，绝对是个老于案牍的刀笔吏，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判词，极为精彩，好似推理小说一般。这段文字近乎白话，笔者就不翻译了，特抄录如下。

对于罗氏祖坟真伪问题，他如此分析道：

“吊查新安新旧志书，俱载杨干院在歙县孝女乡漳端里，唐咸通二年建。而今寺不曾收入。志额及洪武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