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奇旅(故宫三部曲)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两岸故宫历代名画何其多 举世精品传奇故事亦精彩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开幕式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在致词时欣喜地说：“中国有很多名画，也有很多故事，比如《清明上河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等，但是像《富春山居图》这样拥有如此传奇故事的名画却很少……”
单霁翔先生讲话中提到的“三图”，现在也分藏在两岸故宫博物院。它们的故事虽然没有《富春山居图》那么传奇，却亦很精彩！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开幕式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在致词时欣喜地说：“中国有很多名画，也有很多故事，比如《清明上河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等，但是像《富春山居图》这样拥有如此传奇故事的名画却很少……”
单霁翔先生讲话中提到的“三图”，现在也分藏在两岸故宫博物院。
它们的故事虽然没有《富春山居图》那么传奇，却亦很精彩！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以长卷形式展现，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作品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描绘了当年汴京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景象，生动地记录了12世纪中国城市生活的面貌。
该画作者张择端，为北宋著名画家，字正道，琅琊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自幼好学，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宋徽宗时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
张择端是北宋末年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其作品大都失传，存世《清明上河图》《金明池争标图》，为我国古代的艺术珍品。
《清明上河图》为张择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时所画。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难计其数。
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首段为汴京郊野的春光。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和扁舟。只见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有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看上去像是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这里所描写的环境和人物，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展开了全画的序幕。
中段为繁忙的汴河码头。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热闹非常，人们悠闲自在，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水荡漾，船来船往，船夫摇橹，纤夫呼号。停泊靠岸的船只，有的满载货物，有的正紧张地卸货。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横跨汴河上，精巧优美，宛如飞虹，故名之虹桥。可见一只大船正要过桥，船夫们有的用竹竿撑；有的用长竿钩住桥梁；有的用麻绳挽住船；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正在大声吆喝着什么。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向桥下看去，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
后段为热闹的市区街道。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销售，街道还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街市上的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绅士，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看演出的少年孩童，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千姿百态。
《清明上河图》不仅画面丰富、场面宏大，而且有着其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一是内容丰富。以“散点透视”的表现手法摄取所需的景象，大到广阔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钉铆、摊贩上的小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地组织成统一整体。
二是结构严谨。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主体突出，首尾呼应，全卷浑然一体。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繁而不乱，长而不冗。
三是技法独到。大手笔与精细的手笔相结合，善于选择那些既具有形象性和富于诗情画意，又具本质特征的事物、场面及情节加以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张择端对这幅倾注自己心血的长卷画作十分满意，爱不释手，但还是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宋徽宗看到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后，十分喜欢，欣然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这为这幅长卷“锦上添花”，抬升了艺术价值。
《清明上河图》问世后，虽然为皇帝所酷爱，但并没有一直留存在皇宫里，在以后的800多年里，曾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成为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并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
关于《清明上河图》，曾有这么一个传说：
明嘉靖三年（1524），《清明上河图》转到长洲人陆完的手里，此人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名重一时。陆完死后，《清明上河图》由其夫人保存。陆夫人深知此画的珍贵，不敢有丝毫怠慢，便将这幅画缝入枕中，视之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
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王某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
在王某的反复恳请下，夫人勉强同意，但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将此事告诉别人。
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两三个月，反复观察，潜心研习，默记于心。看了十余次以后，王某回到家里，拿起画笔，竟背临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颇有几分相像。
当时，专横跋扈的大奸臣严嵩正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忬得知后，为了讨好严嵩，便花800两纹银从王某手中购得赝品，献给了严嵩。
严嵩并没有看出这是一幅赝品，十分喜欢，颇为得意。而他府上有一装裱匠汤臣，认出此画是假货，便以此要挟王忬，要其出40两银子给自己才会保守其秘密，但王忬不予理会。
一次，严嵩设宴招待宾客，便把此画拿出来炫耀，不料汤臣当场将图上旧色用水冲掉，证明此画是假的。严嵩在众人面前大为窘迫，以后便寻机将王忬害死。
临摹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抓去饿死狱中。
传说毕竟是传说。而实际情况是，陆完死后，其儿子急等钱用，便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去。
隆庆时，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官场失势，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收入皇宫。
清朝后，《清明上河图》先由陆费墀（安徽相乡人）收藏，并在上面钤印题跋。后被江苏太仓人毕沅购得，他常与其弟毕泷（清代收藏鉴赏家）同赏，同在画上留有印记。毕沅死后不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也被抄没入宫。
清廷将《清明上河图》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阁内。嘉庆帝对其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
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虽然经历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劫难，均未受损。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
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溥仪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趁机进宫抢劫财物，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清明上河图》也在其列。
后来，张克威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林枫。这样，《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
1950年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当杨仁恺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
这幅长卷气势恢弘，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
尤其是画卷之后金代张著的题跋中明确地记载：“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
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
杨仁恺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中，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
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名闻遐迩的《清明上河图》。
这样，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终于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位中央高官，曾利用权势将《清明上河图》强行从故宫博物院“借”出，据为己有。此人倒台后，《清明上河图》才被收回，重见天日，如今依然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同存于故宫博物院的《五牛图》，也是几经沉浮，历经风雨。
《五牛图》是唐代画家韩滉的作品。
韩滉（723—787），字太冲，长安人，是唐代宰相韩休的儿子。在唐德宗时期历任宰相、两浙节度使等职，封晋国公。
韩滉在做地方官时，经常深入乡村，与农民一起生活和生产。在闲暇时，他会拿起画笔，郊游写生，尤喜画牛、羊、驴等动物。
唐·韩滉《五牛图》
有一次，韩滉与友人谈论绘画之事，友人问道：“近来论画者谈及驴、牛和马，皆认为是常见之畜，最难状貌图形，不知吾兄有何高见？”
韩滉稍加思索后回答说：“此话有一定道理，因牛马都是人们熟悉的家畜，平日所常见，画家稍有不慎，或者偶有误笔，人们就能发现，所以一般画家都不涉及此类题材。”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不过，我以为自古迄今，农事为天下之本，而耕牛则为农家之宝。只要画家能够细心观察，还是可以画出特色的。”
友人听了非常佩服他的独到见解。韩滉也从这次谈话中得到了创作的灵感和冲动。
一个天气晴和的日子，韩滉带领随从来到郊外田间小道上，迎着和暖的春风，看到几头耕牛在低头食草，二三牧童在嬉耍，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逍遥自得。又见远处一头耕牛翘首而奔，另有几头耕牛纵蹄哞叫。有的回头舐舌，有的俯首寻草。在开阔的田野里，有几位农夫正在田间用牛耕地翻土。
韩滉看得出神，连忙命随从取出画夹，全神贯注地速写出一幅幅耕牛图景。
回家后，他又反复琢磨，用了一个多月，绘出状貌各异的五头牛。韩滉对这幅画的创作非常满意，取名为《五牛图》。
相传又有一次，许多画家朋友相聚一堂，大家问韩滉：“你为什么偏爱画牛呢？”
韩滉不急不慢地拿出自己的新作《五牛图》给大家看，并说：“耕牛是人类的朋友，是农家的劳力。我是带着这样的感情来画牛的，所以不仅画牛的形象和神态，还要画出牛的品格。”
在场的朋友无不点头称是，并细细地品味眼前的这幅《五牛图》，只见画面上，五头牛从左至右一字排开，各具状貌，姿态互异。一俯首吃草，一翘首前仰，一回首舐舌，一缓步前行，一在荆棵蹭痒。各自不同的面貌、姿态，表现了它们不同的性情：活泼的、沉静的、闹腾的、胆怯的……
一位宾客当即竖起大拇指夸赞道：“为兄爱牛、画牛，将耕牛与国计民生联系起来，技法高明，意义非同凡响。”
的确，此画在主题、技巧、语汇、表现上都独具匠心，不愧为不落俗套、笔力千钧之作！因此，《五牛图》一经问世，便成为收藏的热点。
《五牛图》在北宋时曾收入内府，“爱书画不爱江山”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将之收藏，并编入《宣和画谱》，还曾题词签字。
公元1126年，金兵进犯中原，很快占领北宋的都城汴梁，北宋灭亡，宋徽宗成了亡国之君，他收藏的许多稀世珍宝也都散失了，唯独《五牛图》没有流失到民间。
原来，北宋灭亡后，宋徽宗的第九子宋高宗赵构慌忙南逃，但他此时竟没有忘记带上《五牛图》。后来，这幅名画也就一直珍藏在南宋的皇宫里。
然而好景不长，南宋灭亡后，《五牛图》流落到民间，幸而被大书画家赵孟获得。他如获至宝，珍藏于家，常常欣赏，留下了“神气磊落、希世明笔”的题跋。
到了明代，《五牛图》又陆续到了大收藏家和鉴赏家项元汴等人的手中。
清代乾隆皇帝广诏天下珍宝，《五牛图》被征召入宫，乾隆皇帝非常喜爱，并多次命大臣在卷后题跋。
清朝末年，名画被转到中南海瀛台保存。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被掠出深宫，劫到国外，从此四处漂泊，杳无音讯。
就在《五牛图》渐渐被人们淡忘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1950年初，周恩来总理收到一位爱国人士的来信，信中说，唐代韩滉的《五牛图》近日在香港露面，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币，自己无力购买，希望中央政府出资尽快收回国宝。
周总理立即给文化部下达指示，要求鉴定真伪，不惜一切代价购回，并指示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文物安全。
文化部接到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在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后，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元成交。
名画虽然回归祖国，但经历了1000多年的颠沛流离，画面上蒙满了尘垢，伤痕累累，更有大小洞蚀数百处。
1977年1月28日，《五牛图》被送到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由裱画专家孙承枝先生主持修复。经过洗、揭、刮、补、做局条、裁方、托心等步骤，又补全了画心破洞处的颜色，再经镶接、覆褙、砑光等，以宣和式撞边装裱成卷。
八个月后，验收的专家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图卷在补配处全色及接笔不露丝毫痕迹，与原画保持了统一，裱工精良，裱件平整、美观，达到了较高的装裱修复水平。
装裱修复完成的《五牛图》旧貌换新颜，传世佳作重新展现出昔日的风采。
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宫廷画家顾闳中的作品。
与其他传世名作所不同的是，它的创作动因与创作题材颇为特别。
据传，此画卷系宫廷画家顾闳中奉后主李煜之命而画。
顾闳中是五代时期南唐画院待诏，也就是宫廷的御用画师。他工画人物，用笔圆劲，间以方笔转折，设色浓丽，善于描摹神情意态。
此画卷中的主要人物韩熙载，五代时期北海人，字叔言，后唐同光年进士，文章书画，名震一时。其父亲因事被诛，韩熙载逃奔江南，投顺南唐。
起初，韩熙载深受南唐中主李璟的宠信，但李煜继位后，当时北方的后周威胁着南唐的安全，李煜一方面向后周屈辱求和，一方面又对北方来的官员百般猜疑、陷害，整个南唐统治集团内斗争激化，朝不保夕。
在这种环境之中，官居高职的韩熙载为了保护自己，故意装扮成醉生梦死的糊涂人，以便让李后主觉得他是没有政治野心的人，以求自保。
但是，李煜仍对韩熙载不放心，就让顾闳中和周文矩到他家里去，暗地窥探韩熙载的活动，并命令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地画下来交给他看。
大智若愚的韩熙载当然明白他们的来意，故意表现出一种不问时事、沉湎歌舞、醉生梦死的状态。
顾闳中凭借着他那敏捷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把韩熙载的夜宴过程默记在心，回去后即刻挥笔作画。
由于作者的细微观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把韩熙载生活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画面里所有人物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
在这幅长335.5厘米、宽28.7厘米的作品中，画有四十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蒙太奇一般地重复出现，个个性格突出，神情自若。
全卷分为五段，每一段以一扇屏风为自然隔界：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第一段，琵琶演奏。描绘了韩熙载与宾客们正在聆听弹奏琵琶的情景，每一个人物的精神和目光，都集中到了琵琶女的手上。从这弹奏琵琶的手上，似乎传出了美妙清脆的音符，而这音符震动着观众的耳膜，勾摄了他们的内心情感。弹琵琶者为教坊副使李佳明之妹，李佳明离她最近并侧头向着她，穿红袍者为状元郎粲，还有韩熙载的门生舒雅、宠妓弱兰和王屋山等。
第二段，集体观舞。描绘了韩熙载亲自为舞伎击鼓，气氛热烈而动荡。有一个和尚拱手伸着五指，似乎是刚刚鼓完掌，眼神正在注视着韩熙载击鼓的动作，而没有看舞伎，显露出一种尴尬的神态，表现出这个特定人物的特定神情。
第三段，夜宴间息。描绘的是宴会进行中间的休息场面，人物安排相对松散。韩熙载在侍女们的簇拥下躺在内室的卧榻上，一边洗手，一边和侍女们交谈着，气氛舒缓放松。
第四段，独自赏乐。描绘女伎们吹奏管乐的情景，韩熙载换了便服，盘膝坐在椅子上，正跟一个侍女说话。奏乐的女伎们排成一列，婀娜多姿、楚楚动人。
第五段，依依惜别。画面描绘宴会结束，宾客们有的离去，有的依依不舍地与女伎们谈心调笑的情状，交织着热烈而冷清、缠绵又沉郁的氛围，在醉生梦死的及时行乐中，表现出韩熙载对生活的失望，而实际隐含着他对生活的执着和向往。
这幅作品，花费了顾闳中的许多时间，更是用尽了心思。画作完成后，顾闳中忐忑不安地将此画呈交李煜。
李煜看了此画后，将信将疑。暂时放过了韩熙载等人。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幅传世精品因此流传下来。
《韩熙载夜宴图》问世后不久，南唐政权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韩熙载夜宴图》便成了宋朝的战利品。
到了清雍正年间，《韩熙载夜宴图》被权臣年羹尧获得，他关门谢客，独自品味欣赏，并在图上留下了自己的藏印。但好景不长，年羹尧失宠获罪，《韩熙载夜宴图》纳入清宫。
乾隆对《韩熙载夜宴图》十分倾心，经常拿出来独自欣赏，并在图上留下了他亲笔书写的题签并盖了“太上皇帝”御玺。
之后，《韩熙载夜宴图》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度过了一百多年的“皇家生活”。
而到了末代皇帝溥仪时期，故宫国宝文物大量流失。“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又将他一手弄出宫的珍宝全部带往长春，共装木箱约100箱，各种珍宝不下2000件。《韩熙载夜宴图》等珍品就在其中。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宣布伪满洲国小朝廷转移，溥仪匆匆出逃，看守伪皇宫的士兵一拥而上，冲进专门藏宝的小白楼，将溥仪来不及带走的大量古代珍玩全部争抢一空。
由于这些士兵多无文化，他们先抢金、玉，再抢字画，古籍善本则肆意践踏，毁之无数。《韩熙载夜宴图》也在这场战乱中散落到长春街头。
一些识货的人就把这些字画古玩带回北京琉璃厂出卖，大发其财。《韩熙载夜宴图》也流到了北京，在玉池山房明码标价出售。
当时，张大千打算在北京买房定居，恰好有一所前清的王府要出售，价钱是500两黄金。张大千亲自去看了房子，觉得很满意，就向房主交了订金，准备过几天就搬进去。
就在这时，一位古玩商告诉张大千，《韩熙载夜宴图》被北京玉池山房购得，正在出售中。
张大千得知这个消息，非常想买下这张名画。一天晚上，张大千带着自己的学生前往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狮子大开口，索价500两黄金，没想到张大千却一口答应。
张大千此时手头已没有现钱，只得决定暂缓买王府的房子，用买房钱先买下《夜宴图》。
张大千此举让家里人和许多朋友不解，他却感慨地说：“房子以后还有，而此图一纵即失，永不再返。”
张大千自从得了《韩熙载夜宴图》后，视为无上珍宝。为此他专门刻了一方印，印文为“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
1949年，张大千离开大陆，暂居香港。
1952年夏，张大千决定移居阿根廷，为了筹措费用，他决定出售“大风堂”的镇山之宝——《韩熙载夜宴图》以及南唐董源的《潇湘图》和元代方从义的《武夷山放棹图》。
其时，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部署、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具体负责，成立了“香港秘密收购小组”，香港大收藏家徐伯郊为组长。
徐伯郊与张大千为莫逆之交，得到这个信息后，立刻找到张大千，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经过一番商讨，徐伯郊以两万美元的价格从张大千手中买下了《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以及一些敦煌卷帖、宋代画册等。
辗转多年，《韩熙载夜宴图》终于又回到了它的老家——北京故宫。
如今，“三图”都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比起那些至今流失在外的传世名画来说，“三图”是幸运的。然而，与它们曾经同存于故宫的数以千万计的传世佳作，何时能重回故里，同展于世人面前呢？